預支的幸福∕“大癡士”
開發商把書院這個綠洲印在地圖上，用一個黑點標出來。這裏原來是一個古河道，一片很茂密的鬆林，一棟房子都沒有。我們一棵樹都不砍，所以書院選址在鬆林的邊緣，在河邊，這裏是一片荒草。原來河道很寬，後來房地產開發以後，河道縮小了。
上個世紀80年代，海邊還比較淳樸，人很少。現在不一樣了，到處一樣。現在一講就是發展，就是經濟增長，這種思維很可怕。人類隻要活著就要不停地增長，什麼時候才可以不增長？沒有。總是追求增長怎麼得了？這種增長是破壞幸福的。無論怎麼增長，底層的人還是很痛苦，這是個矛盾。現在增長了，下一代怎麼辦？陷入這種無限製增長的思維模式裏，破壞自然環境，預支下一代的幸福，肯定是站不住腳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作家不能說反對增長，起碼要質疑增長，增長就是人類的目的和未來嗎？無限製的增長造成對人和自然的一種掠奪，這種增長就是倒退。但是很多人不敢正視這個真實。經濟發展與經濟破敗是同樣的問題，前進就是倒退，增長就是衰落，富裕就是破產，從來沒有把這些問題等同起來觀察。但是作家要頑固地去算這筆賬。作家麵臨這些肯定特別痛苦。
前些年在半島各地走的時候，和現在不一樣。現在是用工荒，農民離開土地去找一個活幹很容易。改革開放之初，80年代正好相反，離開土地進城打工的人，大量的找不到工作，就得從這兒到那兒不停地走，最後就變成流浪漢了。我們這裏叫他們“大癡士”，穿的拖拖拉拉，老在外麵轉，衣服也不洗，就和“大癡士”混到一塊兒了。有一次碰到了一群“大癡士”，很多都是年輕人，出來打工找不到活兒，隻好走來走去。那個時期大路上背著被褥的很多是這種民工，所以在作品裏把這些角色合二為一了。今天很多人不理解“癡士”的意思，那是印度佛教裏邊的一種人，每天去乞討，叫做“乞士”，膠東發音“乞”和“癡”不分，龍口就叫“癡士”。從要飯的慢慢演變過來，見了傻子也喊“大癡士”。作品裏寫了很多“大癡士”，有的是真癡，有的是假癡，各種各樣的人，這部分人生活地放鬆自由，經多見廣，從他們身上能體現出人性深層的東西。
蘆青河離這兒挺遠的。很早以前蘆青河漂亮得不得了，海口那兒整個像一片湖，退潮的時候和海水交流，就像一個非常漂亮的西湖，退潮時水到膝蓋。我們在河裏洗澡，在太陽下看著很多魚，一片一片的魚跳起來。我們還學大人的樣子把腿抬起來踩魚。踩到魚了，腳就癢，稍微一動魚就跑了，要練得忍住，才能把魚從腳底拿出來。踩一個小時魚能裝半籃子。
現在再來看，這條河都被工業化汙染了，原來很寬的河道也壓縮了。
短篇與長篇∕一筆一畫
短篇小說難寫。寫了一百三十多個短篇，個人稍微滿意一點的也就是十來個。當然長篇小說寫好了更難。有人說短篇小說難寫，長篇小說好寫，高爾基就說了：你的意思是造一把手槍比造一門大炮還難？比喻永遠是蹩腳的，但是道出了一部分真實。就個人的體會，當一個寫作者的精氣神稍微渙散一點，不能凝成一個點的時候，不能聚焦的時候，就寫不了短篇。寫短篇小說不能犯錯誤，千把字，萬把字，犯了錯誤沒有機會改正。長篇小說犯了錯誤，有機會改正。如果語言差，還有內容的充實來補救，短篇小說的語言差就全都完了。長篇小說的故事差，其他方麵也可以補救。長篇小說是一個更綜合的文體，當然它需要更豐富的思想的、文學的、生活的、經驗的、耐力的，這些儲備和能量。但是短篇小說有不得了的高度和難度。最佩服一個作家成名了，還能時不時地在刊物上發表精美的短篇小說—這樣的作家一般來說狀態良好。一個作家原來寫很多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棒，後來寫起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就幾乎不寫了；或者曾經很愛詩，寫長篇以後詩也不發了，這個作家的狀態有時候並不一定最好。有時候看到一個人很瘦小，但是身體很好，心髒和腎髒強，不糠。一個人長得很粗壯，肚子大臉大，卻可能很糠。作品也是。重視小詩、短篇小說、散文，經常回到這種聚焦的狀態，文學聚焦、精神聚焦、能力聚焦—有力量才能聚焦。這幾年短篇小說寫得少，固然與大的創作計劃有關，但也是一個值得自己警覺的信號。所以就希望朋友能一直保持短篇小說的那種敏感、衝動，保持創造力，這樣最好。千萬不要以大為美，不存在這個問題。大有大的難度，小有小的難度。我們有時候思維過於簡單，有的說大好，有的說小好。它是兩種東西。比如我們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去看翠玉白菜，很精美。小有小的美。但是它再美再絕也不能代替長城。同樣，長城無論多麼偉大，也沒有翠玉白菜的精美。一個人如果同時具有這兩種能力，是不得了的。有時候我們談問題，對漢語的運用沒法求全責備。愛說的一句話是“創造精品”，“要有精品意識”。大家都覺得對，寫得粗糙不好，當然精品好。但是一位文學兄長說了：不能說長城是精品吧。翠玉白菜才能用“精品”二字去概括，“精品”包含著玲瓏、精致、小巧這些意思。長城是偉大和崇高的。所以有時候隻用精品來講一方麵的問題，不能滿足對文學創作的複雜要求和準確的表述。
用筆一筆一畫地寫也不一樣。慢點寫，讓手等著思維，效果更好。電腦太快。寫短篇小說要慢，寫快了根本不行，必須一點一點打磨。寫長篇小說，是一個很大、很漫長的過程，像寫短篇小說那麼慢也不現實。但是有一條，就是無論寫得多麼順利，一天也不要超過三千字。如果哪一天有衝動，非常想寫五千的話，時間也夠用，也還是不能。寫得越順越要警惕自己。有時候發現寫得很激動、很快、很順利，過幾天回頭再看就有問題。寫得很艱難、慢，回頭看覺得還好，有艱澀氣也挺好。有時候一鼓作氣，太流暢了，思維會簡單化，缺乏反反複複、重重疊疊的痕跡。單純是一種美；但是對於一個長篇，不如讓時間給予一些新思維新角度。讀者讀的時候，能看到作者自己的批判、反省、否定。我們常說的那個“複調”，有時就要產生在反複中。一種兩難、悖論，對自己的反省，會形成綜合的、多聲部的感覺。長篇小說有時候需要多聲部。
模仿讓人受傷∕地方文化的孕育
現代主義在中國，在寫作實踐當中，常常是當做一種色彩和包裝去使用的。認為產品再好，色彩包裝很土舊，就賣不動。這肯定是有問題的。許多作品，追求現代色彩、結構手法、語言感覺，一味模仿國外作品，最後都會反過來受傷。還不如老老實實吸收現實主義的營養，用自己的方式寫下去。但是這種作家也許不是最優秀的。優秀的作家一定是接觸現實、有批判性、深刻和敏感的，這跟對藝術技法的敏感和勇氣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一旦剝離了，就不是一個有勇氣的好作家了。這二者結合起來，內在的、源於生命的真實感觸，和對事物的現代表達就會融合起來。
《無邊的遊蕩》中有“大鳥”，它並不是簡單的模仿。它是根植於齊國的一種風氣。那時官位用各種鳥來象征。齊國文化，蒲鬆齡的作品，也是源於這片土地的。如果調動童年的記憶，民間傳說的記憶，將它們融為一體，那樣去使用就是血脈裏的。千萬不要把現代技法跟生命的現實體驗和生命經驗剝離開。剝離以後就會很可笑，走不遠。
研究當地的文化會發現，雖然從小就在這個文化裏麵，研究和不研究，自覺和不自覺是有區別的。作品怎麼是這個氣味？研究齊國的曆史和資料，發現原來是在這個文化懷抱裏孕育的，想不帶它的口音、趣味、氣息、氣質都不可能。順著這種自覺意識去發掘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她的全部資源，心裏就有底。這個意思是運用現代手法，無論多麼時髦，最好還是找到心裏的底。這樣就不會中空。模仿的痕跡太重，會受傷。純粹把現代主義當做一個包裝和色彩使用，會傷害自己，是內傷。
（2011年8月15日，萬鬆浦文學座談會，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文學屬於有閱曆的人
一種渾蒼的美
一個作家不在於寫得多長，而在於其寫作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他個人的才能、全部綜合素質所能抵達的高度。一個作家的創作之路在延伸，他會不停地丟失，也會不停地獲得，丟失就伴隨著獲得，很難說後來的作品一定超過前麵的。文學評價很複雜。《你在高原》隻有一點是確定的，它是消耗我個人能量最大的一部書、花費時間最長的一部書、包含內容最龐雜的一部書，也是個人前所未有的一次酣暢淋漓的表達。
很多人有樸素的擔心，比如是否能讀完這麼長的小說等，這是正常現象。但這算不得文學爭論。這部書的價值與我個人追求的一種美學方向，也正包含了這種閱讀上的漫長縱深感。比如有一潭水，很清澈，一眼見底，固然有一種單純的美；而如果這潭水深不見底，邊上林木圍繞，望去有視野的障礙，也構成一種渾蒼的美。《你在高原》四五百萬字，肯定有較大的包容，包容一些我過去作品的優點，也肯定包含一些我還來不及意識的、不及規避的缺點，這些都統一在它固有的價值裏。
個體記憶彙集成為心史
所謂“心史”，即不同於那種欽定的史書的記錄，也不同於在更大層麵上達成一致的那種認識，而是充分個人化的、極其具體的，也許隻是一些對個人有意義的細節、一些場景的記憶。但正是這些不能被重複的個體記憶的彙集，構成了心史，和傳統意義上的正史相比，關鍵是心史有時更能逼近曆史的真實，且在表達上有更多的鮮活性。
將思想和感動投擲得很遠
有人指出以前的兩部與這部長卷有重複之處—他們誤解了，他們說的情節和人物的重複的兩部，正是包含在這十部當中的，它們是90年代率先出版的—後來發現這是一個漫長的文學馬拉鬆，這種單獨出版最後是沒法在風格和韻致上與全書相統一的，更不要說細節造成的衝突了，所以也就馬上停止了。已經出版過的也就改寫或全部重寫了，原書自然廢掉。現在，全部要以這次統一定稿的10部39卷為準。
說到“重複”，那也需要仔細分析才行，它可不是個一般的話題，絕沒有那麼簡單和輕易。這是個深刻的專業話題，一般的批評者和文學愛好者沒有這樣的辨析能力。其實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才有能量、有能力“重複”。“重複”是為了強調，為了更深入地表達文學家對自我、對世界的認識。那些善於隨機應變，即興式地改變自己的立場、方式和語言的作家，往往是追趕時尚、缺乏力量的，這就隻能依靠短平快的手法、靠機靈聰明，博得一些口彩。這不可能將思想和感動投擲得很遠。如果要獲得一些深層的思悟，就需要作家真正麵對現實的生存，一直堅持自己的認識，執著不移地一路探索下去。
“突破”是個很糟糕的詞兒，作家的寫作生涯隻有自然頑強地延續才是良好和正常的，一旦發生了“突破”，那就是不祥之兆。堅持，有根性，這才是寫作的可貴之處。說到所謂的“重複”，隻有大作家才能做得到，像索爾·貝婁，一生都在寫芝加哥的猶太知識分子，寫他們麵對事業和婚姻及訴訟的苦惱。福克納也一直在寫他那個郵票大的地方，寫他的黑奴及莊園。托爾斯泰的筆墨更是一生專注。最大的開拓、最深沉的表達，僅從外部看，往往就是呈現這樣的“重複”形貌。
隻有一般化的寫作才顯得足夠機靈，變化多端。這裏引用一位哲人的話：“大動物都有一副平靜的外表。”整天跳來跳去、窺視和機靈的，隻會是黃鼬一類，而不會是大動物。在當代的這個實用主義的商業社會裏，有人會將機靈的小動物、對尖叫，誤解成一種大能，而對大動物、對那些深沉的聲音，卻沒有認識和領會的能力。我遠遠夠不上“大動物”，但我向往這種專注深沉的品格，不想做一隻跳來跳去的黃鼬。
事實上，越是有“重複”感的作家，需要解決的問題就越多。他在思想內容及技術各個層麵，都要拿出真正的勇氣，並有足夠的耐心和定力。看那些文學史上的傑出作家，無不如此。一個作家，如果堅持寫相似的地理場景及人物關係，寫幾年、十幾年，他要解決的困難將會成倍地增加；如果寫三十年五十年，那麼等待他的難題一定會堆積成山。
一種蹩腳的比喻
接下去我要休整一下。就像運動員，讓呼吸變得平穩以後，才能做別的事情。寫作《你在高原》的時間太長，有22年，所以相對來說平穩期就要長一些。22年一直放不下一件工作，這並不是最難的—當發現短時間做不完一件事情時，就會麵對這個現實，慢慢去做。因為知道最終的目標不是一個“快”或“長”，而是一個“好”，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好”。有一個“好”字放在前麵，它最終將擋住浮躁。
說到來自他人的獎賞，作為一個寫作者，在漫長的文學創作道路上，有點像一個人迎著北風趕路。有時候難免會感到疲憊、寒冷、沮喪，有時候也會興致勃勃，有一種行走的快感。在這個時候給他一杯滾燙的酒，可能會把他身上的疲憊驅走一些，帶來一點溫暖。不過如果沒有這杯酒，他還是要趕路的，因為這是他的命運，他一定要奔向自己的人生目標。隻是喝酒也不要喝醉，喝醉了就走不了遠路。一個寫作者對待榮譽，對待來自他人的寶貴的鼓勵，就像趕路人對待這杯酒一樣。這算是一種蹩腳的比喻吧。
在那場壯懷激烈的行走中
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經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說“饑餓年代”、“文革”、還有“撥亂反正”之後的一些事，特別是經曆了80年代初關於人生理想的那場大討論。當時給人的感覺就是全國上下，到處都在尋找真理，人人都在設計道路。從目前看，中國的物質主義欲望非常強勢，在這種狀態下，回頭想想那個年代，就會覺得像在夢裏一樣不可思議。所以我們每每回到那個場景，就回到了一場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大夢之中。所以對應今天的時代，這種回溯是特別有意義的。這部長卷寫了100年的曆史，也就是從革命黨人一直寫過來，寫到今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是接近今天筆墨也就越重越濃。所以它不僅是一個反思過去、追憶過往的回憶性作品，而更多是一個全麵展現當下中國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親曆者，是參與其中的人。一些人在那場壯懷激烈的行走中有各式各樣的遭遇，甚至付出了生命。我是目擊者，也是行動者。我想告訴給大家的一個事實就是：我們都是有承諾的人。我們當中有的人一直在踐諾，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這不是大話，而是事實如此，這讓我們今天的人不得不去麵對。有的人真的付出了太多，這些必須得到記錄，不然就對不起昨天和未來。所以這樣的寫作對我來說，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