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的大陸
不同的時代
上世紀80年代也許是中國文學極少見的一段繁榮期，而且在今後很長的時間裏大概都很難超越。那時的創作非常活潑，是一片蓬勃向上的生長。拿它與今天的文學寫作比較一下，現在倒顯得擁擠和混亂，這並不等於繁榮。實在一點說，而今遠沒有達到上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那樣的水準，創作者沒有那麼好的狀態，也沒有那樣的建樹。
當年每一個工廠、每一個村莊都有癡迷於文學的人，走到大江南北，很容易遇到一些正在刻苦寫作的人，這些人常常是一文不名，但心無旁騖，誌向高遠。今天的寫作者也許生活條件比過去好，數量也不減，但沉迷於文學的程度卻大大地降低了—主要是，他們對文學的那種高度專注、源於生命深處的熱愛，以及純粹的情感，是這些致命的東西在減弱—一切都沒法和當年相比了，也就是說，他們的心誌不行了。這不能不說是今不如昔。
原因來自諸多方麵，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社會漸漸進入了商業時期，物質欲望覆蓋了一切。在這片土地上，起碼我們所知道的近百年裏，還很少見過人對物質利益的追逐心如此的急切。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精神的空間相應地萎縮了，或許是物欲心太重—如果隻有精明的計算，哪裏還談得上心誌，更不會保持獨立堅定的個人立場。
文學是人的生命當中固有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它貫穿在生命的全過程中。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顯式還是隱式，它總是存在於人的生命當中。詩性是一個類似於密碼的東西，一開始就植根在人的基因裏的。所以文學永遠不會消失，它隻會演變，會因為環境的變化，去設法適應或變換自己的麵貌。
談到不同的文學麵貌、寫作者的心誌等等，有一個話題不能回避，那就是外國文學對我們的影響。這種影響之深之廣，往往是超出大家預料的。今天的閱讀氛圍如何，看一下還有多少人讀經典名著就知道。文學經典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我們傳統的中國經典，二是外國名著。尤其是現代，它們其實就像文學之車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文學世界是廣大的，它的廣大就在於它是整個人類表達心靈、探尋理想、維護精神高度的重要方法和途徑。文學有著真正的全球化。所以當我們講經濟全球化的時候，不要忘了文學更有自己的全球化—語言的旋律能夠引起全人類的共鳴。一個民族的文學既獨立於其他，以強烈的個性存在於世，同時又的確可以讓世界各個角落都來側耳傾聽，而且都能聽懂和會意。這就是人類對詩意的認同。
不同民族的文學交流，當然要借助於翻譯。無論是當年還是以後很長的時間裏，中國作家能夠直接閱讀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可能性還是很少，他們總是需要優秀的譯者，通過這個中介去領悟異域的詩心。譯什麼不譯什麼，這當中的差異太大了。實在一點說，一個時期的文學風尚，總要受到翻譯文學的影響；同樣，文學風尚也會作用於譯者，決定他們譯什麼不譯什麼、怎樣譯。這是個雙向的、互動的關係。
過去的翻譯，比如80年代，與現在有些不一樣。在當時重要的翻譯選題，都要經過一個專家小組去討論。不僅選題是這樣，譯者的選擇也是這樣，總之，處處都非常謹慎。如果我們要翻譯西班牙語，那就要論證哪一部作品更有價值，哪一個作家更重要。這在選擇上當然第一是經典名著，第二才是活躍在當代文壇的一些著名作家。這些都是以專家的眼光去鑒定的，並不看重哪部作品流行，不太考慮市場商業價值。一般來說，通俗作品較少翻譯，譯過來的大多是雅文學，也叫“嚴肅文學”、“純文學”—怎麼叫不重要，總之，它的思想與藝術的含量需要是高的，大半不會是那些一味討好讀者的、博得商業成功的娛樂性寫作。
選題確定了之後再去找譯者。那時的譯筆都很講究，出自知名翻譯家之手的居多。國外經典文學在五四前後就開始翻譯了，所以到了新時期初期，大量翻譯的是過去剩下的、或需要重新翻譯的一些名著。這樣，一部好的外國作品不僅有一個版本，還有不同的版本可以供讀者挑選。那時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主要是經典名著，想看別的還不容易找到。所以在這種文學名著的影響之下，文壇當然是另一種氣息。那時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讀到的國外作品質地非常純正，譯文品質也值得信任。
當年我們讀到最多的仍然是歐洲作品、俄羅斯的作品，美國的有一部分。在新時期，正是這些作家作品對當代文學產生了深廣的影響。文學作品如同人一樣，也有精神氣質。那時的寫作很難找到今天一樣的荒蕪感和漂浮感；為了形容當年的狀態，我們還是不得不使用一個很平凡很老舊的詞彙：健康。確實沒有多少病態。當年的中國文學，表達上也許不夠豐富，不像今天這樣斑駁陸離，可是也少了許多蕪雜和荒唐。這樣的本土文學表現，跟外國文學翻譯是大致同步的，二者在精神上可以說是緊緊相扣—因為那時對我們影響最深的，從外國文學來說，還是傳統的經典名著。
俄國作家中，我們閱讀最多的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果戈裏和普希金，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蘇聯時期的作家是高爾基、拉斯普京和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法國方麵，普魯斯特的節本已經譯過來了，新小說派的也有，但主要還是讀福樓拜、雨果和巴爾紮克他們。德國作家是托馬斯·曼，是倫茨和黑塞，當然還有歌德；意大利是但丁……幾乎每一個活躍的當代寫作者，對這些作家作品都耳熟能詳。
拉美作家我們讀得不多，僅有一小部分。拉美文學要形成潮流，還需要時間，那是後來的事。北美國家，主要是美國，我們讀梭羅和愛默生、馬克·吐溫、歐文、庫柏等等，這是比較老的一代。更多的還是讀海明威和福克納，讀一點塞林格、享利·詹姆斯、霍桑、雷蒙·卡佛；再往下延伸才是波特、沃克、梅勒、海勒，最後是影響漸大的索爾·貝婁、厄普代克，是這些作家。
時間一晃就到了現在。我們如果要理解當代文學的麵貌，那就看看翻譯文學吧。今天，誰也說不清有多少趕譯過來的新書在出版，好像每月每周都有新的譯作上市。幾乎所有的外國新作都被告知在本土、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銷售成績如何，強調市場的輝煌。在出版者眼裏，一本書的最大價值隻是它的銷量好，除此之外並不關心其他。
一本文學書裏有多少“文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商業價值。一切都為了賣出，都要折合成錢來計算。如果談到文學性，他們一定會說：真正的藝術是社會效益和商業效益俱佳的、雅俗共賞的。是的，有過這樣的例子。可是我們也知道，這種情形在許多時候、更多的時候，特別是在短期內，往往是並非如此的。
首先是拉美
進入90年代，更不要說90年代後期了，一些國外經典作家作品的影響開始漸漸減弱。歐美作家和俄羅斯作家仍然在讀，但再也不會是一天到晚掛在嘴上了。人們追逐新的時尚。這期間影響最大的是拉美文學，他們當中又主要是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還有略薩等人。
除了他們三位，胡安·魯爾福、帕斯、富恩斯特、卡彭鐵爾、科薩塔爾等等，也有許多讀者。
拉美文學的勢頭一時非常迅猛，中國那些最有活力的中青作家，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拉美文學的營養，他們的作品中都多多少少留下了痕跡。那個時期，很多研究者談到他們的作品，都要與拉美文學聯係比較一番，因為這個話題無法回避，所以也並不奇怪—隻是有時候做得過了一些。
任何作家都不是一個置身於文化傳統之外的人，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脈動還是暗暗相扣的。這裏最有趣的是，拉美文學的氣息與中國民間文學的氣息是頗為接近和相似的。從文化上講，除了正統的儒家，還有其他流脈在傳承和延續。比如在山東半島，特別是再往東去—膠萊河以東的那個半島上，曆史上就生活著一個古老的萊夷族。在那片土地上，自古以來就很“魔幻”。齊國後來占領了萊夷，根本沒法改造那裏的文化，結果沒有辦法，隻好“沿襲舊俗”。再比如楚文化，誕生過瑰麗的《楚辭》……這些傳統不是消失，而是潛在一個族群裏，等待激發和顯現，如此而已。
各種文化就這樣保留下來了。它不是中國的文化正統，而是一股永遠不曾消失的流脈。儒家是占有主導地位的中華傳統文化。不過潛流的作用從來不可忽視，尤其在文學方麵，更是如此。曆史上的不同的文化一直給中國作家、特別是這個地區的作家以極大的影響。這就是土地的培育。他們的文化胎記裏，常常保留著一些摩擦不掉的痕跡。
再以東夷地區為例：這裏的作家從很小的時候起，就開始聽民間故事，這是一個萬物有靈的世界，什麼狐狸黃鼬，各種精靈，荒野傳奇，應有盡有，那可不是從拉美傳來的。蒲鬆齡不是拉美人，他寫的是正宗的本土文學。他的談狐說鬼，就不是儒家文化的文學代表，而是齊文化孕育出來的一個怪才。
我們今天談中華文化，很容易把不同的文化合而為一。比如齊魯文化，它們不僅差異很大，而且在許多方麵是相反的。儒家文化是來自西周的農耕文化，講嚴格的等級和禮法。中國一直是一個農業大國，所以儒家文化自然就成為正統。齊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開放而浪漫，是類似於西方的那種商業文化。齊國是中國古航海開始最早的一個國家，這不可能發生在內陸的一些國家，如春秋戰國航海術最發達的國家，就是以臨淄為國都的齊國。
東夷文化、楚文化等就很像拉美，很有些“魔幻”。在新時期文學創作中，這一點恰好與強盛的拉美文學潮頭一拍即合，有時候甚至可以結合得天衣無縫。在中國大陸，拉美文學的影響迅速超過了歐美文學，也超過了蘇俄文學。而且最可貴的是，不久之後它就結出了整體的碩果。
這個時期，有多少人在學習馬爾克斯，學習他的“魔幻現實主義”；多少人在學習略薩，學習他的“結構現實主義”。還有人十分癡迷於博爾赫斯，醉心於他神秘的結構能力。那時候讓一個比較活躍的作家完全排除這幾位拉美作家的影響，是困難的。
讓我們多少感到奇怪的是，一些經曆了更長時間檢驗的、影響了不止一代人的蘇俄和歐洲名著，其影響力卻在很快地消卻。它們登陸的時間更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鞏固，規模更大陣容也更強，為什麼在另一片陌生的文學大陸碰撞下，顯得非常脆弱？這時的拉美作家可以說是“橫掃千軍如卷席”。這其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內在的原因。
拉美這片土地，它的經濟狀況，人的日常生活狀況，社會麵貌，比起歐美國家，顯然跟中國更為接近一點。一般來說拉美國家經濟不發達，經曆了長期的國外殖民時期，受西班牙和法國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影響深遠。中國也曾經擺脫了殖民地國家的統治，也是一個相對貧窮閉塞、現代文明水準較低的國家。二者都有大量的文盲和貧民，都是農耕國家，經曆了長久的蒙昧時期。當麵臨著一個打開的現代窗口時，兩個國家都感到了空前的新鮮，受到了巨大的誘惑。
這兩個大陸還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社會生活都相對比較緊張，作家與社會的關係更是如此。從曆史上看，都頻頻發生過瘟疫和戰亂、軍閥暴政等等災難。中國除了擺脫殖民統治之外，也經曆了長期的民族戰爭和國內戰爭，之後又苦苦熬過長期的不發達時期，要忍受各種動蕩不寧的折磨。
兩片大陸的文學就因為土地和文化的原因，讓二者產生了莫大的共鳴，這也許是第一個深層的原因。
還有，我們長期以來接受歐美和蘇俄文學的滋養，那些文學的氣息十分熟悉，其刺激性正讓接受者慢慢地變得麻痹。老一輩的作家是在它們的營養下成長的，所以像俄羅斯文學、美國文學、歐洲文學，那麼多的人在它的影響下寫作，彼此氣味相似，後一代人又要在這同一種氣味裏，難免會有一點陳舊感和厭煩感。大家對於超越和改變總是向往的，期待著更新的東西，有一種躍躍欲試的心理。
就在這個時候，拉美文學適時而至。
馬爾克斯有一句名言對中國作家影響很大，他說在歐洲做記者的時候，有一天讀了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一個人早上醒來翻身的時候，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甲蟲，活動起來十分困難—他說自己讀到這裏的時候罵了一句粗話，說“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據說他的文學自由，他的魔幻之門就從這裏開啟了。這種說法或許有點誇張。不過他的筆下果真出現了像《百年孤獨》等一係列魔幻作品，比如一個女孩曬床單的時候升到了空中，就像中國成仙的道人一樣。一個神父喝了一杯巧克力即可以離地而起。一個被殺的人血液流過了好幾條街，一直流進母親的房間……
中國作家看了馬爾克斯的東西，好奇心一下被呼喚出來了。這有點像馬爾克斯當年看到了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一個激靈，興奮不已。如果說馬爾克斯想到了從小聽過的老人講故事的方式，那麼中國作家何嚐想不到蒲鬆齡和那一些誌怪小說呢。這種暗暗相合的文學之道是具有感召力的，這會令人格外自信也格外興奮。新的文學道路在吸引，在牽引，於是他們就放開手腳往前走了。
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中一直被壓抑的某種力量，一下被激活、被撩撥起來了。
如果說在新時期初期，問題小說傷痕小說是一次激活，那也隻是局限於社會層麵的。麵對大量的社會問題，要迎合社會的質詢，有這麼多的不安和憤怒，相應的文學也就產生了。那時的當代文學很有些話要說。而今拉美文學的影響，卻使中國文學找到了新的方法，進入了文學層麵的激活。作家們想象力大開，處於了空前的美學興奮期。
的確，對於一大批作家來說，曾經在曆史上影響巨大的非正統的地域文化，一直是流動在血液中的，隻是他們沒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可凡是血液總要起到決定作用，在這方麵，他們接觸到的拉美文學，等於是一次強有力的文化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