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常用的一個詞是“找到抓手”，這裏指做一件事情先要找到一個入手點，以便做起來。在文學上，拉美文學的嵌入，使中國當代作家紛紛找到了自己的“抓手”。當然，這個過程中一定還會強化自己的生活經驗，使二者在深部對接起來。拉美的舶來品會跟自己的文化土壤攪拌在一起，讓不同的顆粒均勻地混合起來，然後再開始培植自己的文學之樹。
自然，也有人僅僅處於簡單的模仿，這裏不必諱言。
在我們這裏如果找到“中國的博爾赫斯”和“中國的馬爾克斯”，找到“中國的福克納”和“中國的卡夫卡”，可能並非壞事。這是一種多聲部交織的合唱，起碼在一開始是沒有什麼害處的。不過接著走下去，讀者和作者的要求也就變得更高了。
拉美文學比起歐洲文學，區別是想象更大膽，思維之舟無邊無際，文字有點不修邊幅，整個一派泥沙俱下、生氣勃勃。這在中國一代作家看來是多麼受用和可意，是真正可以學到手的東西，是立即可以效仿的榜樣。套一句近期人們常用的話，就是“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原因，中國的一代作家往往沒有深廣的知識準備，他們隻被複雜的個人經曆鼓脹得痛苦和興奮。他們尤其需要宣泄的渠道和方式。
一個不發達的農業國，土地的野性和人的生猛，以及一直具有的原始能量，在文學上必然渴望得到淋漓盡致的表達。這時候需要成功的榜樣激勵自己、引導自己。從新時期的部分寫作來看，或有作家恰恰是得益於自己的不修邊幅和泥沙俱下，是放肆和放縱。語言相對粗糙，情節大起大落，也不妨渲染起血腥和暴力。國情才有深層的決定力，文學的發生和接受，要從一個民族的近代史上尋找原因，這樣才會清晰一些。閱讀趣味是怎樣形成的，普遍的文明水準如何，是這些在起決定作用。這當然是和一個族群文明的失落或培育有關。
也許一部分讀者不需要雅致的閱讀，他們想得到強烈而粗魯的刺激。對一部分寫作者來說，文學離開了驚世駭俗，離開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刺激點，就會同時失去自己的讀者和強大的創作衝動。
所以在不發達國家裏，那些比較活躍的、傳播比較好的、影響比較大的作家，一如拉美國家，氣息上真的比較一致—好像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這樣的，但我們具體分析下來，就會發現內在的區別。我們會看出，兩片大陸其實仍然有著深刻的分野，一方麵是茂長和勃發，另一方麵是鄙俗和粗野。粗野並不等同於野性。這些都需要細致的分析才行。
拉美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最大的，這個勢頭並沒有完全過去。而且現在來看，泥沙俱下的拉美，粗獷生猛的拉美，在網絡時代尤其會是中國作家的向導。但稍稍可惜的是，中國當代的某些寫作隻是表麵上與其相像，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越來越大。我們也許從拉美作家的強盛生長中，看到歐洲文明的滋養，從中得到更深的啟示。我們需要進一步強調：野性的生長和粗魯的發泄應該是完全不同的。
美國文學
對文學和時尚，有時候還是要冷靜地看待，把個人的思想保留下來。讀當代任何作家—國外的本土的，都應該如此。沒有這份保留，嚴格講就沒有學習，也沒有生長，得不到什麼良性的養料。
在許多人眼裏心裏，依舊難忘的是歐洲作家的優雅與細致、俄羅斯作家強烈的道德感、美國作家的清新爽快。就在極其喜歡拉美作家的同時，也就是80年代，在談到馬爾克斯這些作家、談到歐美一些現代主義作家，如美國的索爾·貝婁這些推崇備至的作家作品，表達對他們無比憧憬景仰的同時，還要寫下類似的話—總覺得他們缺乏某種偉大感，“覺得他們前方的山巔上，永遠站立著托爾斯泰一族”。
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雨果這一類大師，會一直站在更遠的高處。他們對拉美以及其他巧妙絕倫的現代主義作家，仍舊是俯視的。
但可惜的是，時間不能倒流，那個時代的大師過去了，另一個時代的大師向我們走來了。他們之間雖然不能相互取代，卻可以讓相互比較。同樣是大師，有的會在精神上讓人肅然起敬，有的僅僅會讓人折服於超絕的技藝。19世紀前後的那一代大師逝去了，連同其永遠不複存在的偉大感和崇高感，也一起攜走了。
介於歐洲和拉美之間的，也許是美國這塊大陸。北美的這片土地很特別，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力一直是非常強大的。從新時期到現在，美國文學對我們的影響是持續不斷的，這好像不同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學。對於中國寫作者來說，美國作家好像不會老舊似的。這有點像他們國家的曆史一樣，一直帶著一股青春氣質。另一方麵美國是當今的強勢國家，文化呈現輸出的強勢；文學處於文化的核心部位，所以其影響必然會持久下去。
也同樣因為曆史短暫，19世紀以前那些文學大家主要不在美國。從海明威和福克納再往前找，一般讀者記不起多少美國作家。愛默生、梭羅、歐文、庫柏、馬克·吐溫和惠特曼，是不多的幾位。除了馬克·吐溫、梭羅和詩人惠特曼，老一代美國作家在我們心裏的印象是比較淺的。美國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幾乎全部集中在現代。隻有一段時間—這是拉美文學沒有大麵積登陸的時期，這時對國外新進作家的注意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聚集在了美國作家身上。
海明威和福克納成為兩個最受推崇的人。中國新時期初期的寫作活動，深受這兩個作家的影響。比他們早的是傑克·倫敦，接踵而來的還有海勒、梅勒、契弗、奧茨、波特、斯坦貝克、沃克……他們對我們的影響，起碼在拉美文學進入中國以前，是比較大的。大家一遍又一遍讀傑克·倫敦，被他筆下新大陸開拓者的強悍所打動。這種作家在歐洲大陸能出現嗎？這種生氣勃發和咄咄逼人，隻有上升時期的北美大陸才能發生。
還有寫《白鯨》的麥爾維爾，也是這樣一副強悍和茁壯生猛。這一類作家對於長期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東方古國所具有的衝擊力，差不多維持了半個世紀；進入新時期之後，這些作家又被新一代中青年作家拾起來，仍然愛不釋手。他們像父輩作家一樣感動和驚歎。美國的那一代作家竟然感動了兩三代人，而且好像很難過時。
直到中青年作家大麵積地閱讀海明威和福克納，以及比他們更晚一些的作家作品，這才將目光從老一代美國作家身上稍稍挪開一點。大家從美國新近作家身上讀到的除了強悍，還有清新大膽的文學試驗，有對於完全不同的當代社會風貌的出色展現。這種極其活躍的創作狀態、開闊深遠的現代文化視野，使進一步走向文學縱深地帶的中國作家受益良多。
這時大家讀得最透的一些美國作家，他們的文字，隻要是譯過來的，有的人幾乎全部讀過—所有他們創作的文字、關於他們的文字，全都讀了。許多人在模仿海明威的寫作，其語言方式敘事方式，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當代作家的表達。福克納使人入迷，他的作品有一種綿長不絕的力量，也從更深處作用於後來者。但福克納不像海明威那麼容易讀，這就使他離開了一部分入道不深的作家。
如果說拉美文學的影響是因為兩片土地和民族曆史的接近、文化的原因，容易一拍即合的話，那麼美國文學恰恰在另一個世界的好奇心方麵，吸引和滿足了中國作家。許多人不會將美國當成中國的未來，然而豐富的物質生活卻讓他們心向往之。現代社會的花花萬象極有可能在不久之後的中國出現。這隻是一個預感，有點像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渴望和好奇一樣。
美國是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卻是一片年輕的土地，是歐洲人開拓的一個新大陸，曆史短暫，巨大的野性與古老的歐洲文明共存一體。在整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它雖然不具有歐洲那麼漫長的曆史，沒有像歐洲那樣蒼老，卻仍然保留了原來的宗教傳統和生活習俗。同樣，它也沒有歐洲文化中的那種縝密和華麗，沒有那麼多的沙龍和殿堂，沒有那麼多的優雅，沒有那麼多曆史悠久的豪門貴族—就像拉美大陸一樣，有一種拓荒者的狂放不羈。
北美大陸表現在文學上，那種不修邊幅還是存在的。這從較早的馬克·吐溫、傑克·倫敦、麥爾維爾就看得出來。《白鯨》寫得多麼放縱，簡直是隨意而為，那種自由和粗野會讓歐洲的傳統作家瞠目結舌，有一種不適感。可是它的生氣與力量卻是超人一等的，這當然會讓所有寫作者羨慕不已。但不管怎麼說，歐洲文學的血脈是貫穿在美國文學之中的，特別是相同的宗教信仰，將它們拉近在一起。
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文學，是一步步走向開放的過程。發展伴隨著解放，也麵臨著探索，是一個從技法到內容多方尋求支援的狀態，渴望強盛的茂長。所以它會接納而不是拒絕美國文學，因為這比吸收歐洲文學更順暢也更便捷，更對胃口。現代西方世界的文學窗口，主要是從美國文學打開的。從某個方麵來說，就生氣與野性來說，和接受拉美文學是一樣的。不同的是美國文學脫穎於歐洲文學，卻又不完全等同於歐洲文學。它是從歐洲文學衍生發展起來的，所以仍然帶有歐洲文學的氣息。
比較起來，美國文學的野性還不夠，更有甚者，也就是接下來的拉美文學。這才是一杯更烈的酒，讓在寒風中行路日久的、疲憊而又恍惚的中國作家十分迷戀。
難忘的蘇俄
在美國文學之前，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可能要算蘇俄文學了。對老一輩讀者是這樣，對那些不太老的50年代前後出生的作家也是一樣。
蘇聯文學是一種很特殊的文學，它不同於俄羅斯文學，沒有那麼古老，中國人對其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感。但是前蘇聯文學仍然不可以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同日而語。俄羅斯19世紀的文學土壤太肥沃了，它的傳統一直沒有斷掉，所以才有可能在那麼嚴密的經濟控製和單調的意識形態之下，產生《靜靜的頓河》和《日瓦格醫生》，以及另一些魅力十足的作品。高爾基是一個俄國作家，寫得最好的是流浪漢小說，但在前蘇聯時期，他的寫作還能夠延續。中國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以前蘇聯文學為榜樣，讀起來覺得特別過癮。
同樣的一種社會製度，產生的作品卻與我們大為不同。前蘇聯文學仍舊那麼飽滿，出現了像拉斯普京和艾特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和阿勃拉莫夫這樣的作家，還有阿赫瑪托娃、曼德爾什塔姆、布羅茨基、葉普圖申科、葉賽寧這樣的詩人，難道這不是奇跡嗎？這些作家和詩人直到今天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說到前蘇聯文學，大家最常舉例的是肖洛霍夫，說到他的《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靜靜的頓河》第一卷出版的時候他隻有二十多歲，讓人難以置信。我們今天看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會覺得他閱曆單薄，文化視野有限，臉上沒有皺紋，眼睛裏還沒有沉甸甸的、一閃而過的悲哀神氣。文學從來相信深刻的皺紋。
年齡是個神秘的東西，無論人怎樣聰明，怎樣智慧，不到一定的年齡，有些東西是不會出現的。不要說人，就是一條狗，也要超過了五六歲之後，眼睛才會透出悲哀。這就是生命的奧秘。時間交給生命的東西，是任何其他都無可取代的。生命需要自己經曆，需要時間的引領和啟發，然後才會有一次深刻的表達。可是人類世界太廣大了，奧秘無限，宇宙是無測的，因而各種可能也是無測的—人類有幾十億的個體，所以它的可能性無邊無際，我們總會見到一些超人和奇跡。
在托爾斯泰之前，俄羅斯的文學土壤上就已經生長出果戈裏、普希金、萊蒙托夫這些天才……當今世界，無論歐美在科技和物質上多麼傲慢，卻沒有誰會小視俄羅斯和它的文學，其精神力道是始終讓人敬畏的。文學不僅僅是文學，它總是深刻表明了人類追求完美的能力、想象和創造的能力。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俄羅斯的托爾斯泰，或許可以說是西方文學第一人。文學家在許多時候不可比較，因為作品是獨一無二的，寫作風格與精神取向都是大異其趣的，很難比孰高孰低—不過我們仍然能夠從一個人創作的全部作品中感受他的思想含量、文學含量，於是也就有了比較和權衡。
托爾斯泰活了八十多歲，年輕的時候當兵，後來管理他父親遺下的偌大一座莊園，並且從事教育，自己辦學並動手編寫課本等等，幾乎一輩子都是一個業餘作家。他的確把大量時間放在一些政治宗教等等社會事業上，為此痛苦奔波，四處遊走，安靜下來寫作的時間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多。
而今一些作家總以專業精神為榮，認為每天伏案而作，像上班族一樣就是良好的狀態。其實這並不一定好。因為創作是一種生命的感動，每天按時去感動，這怎麼可能呢？所以好的、正常的作家，大半是業餘的。
當然這個“業餘”並不是指一定要去從事某種其他的職業，而是指一個人的心態和職業定位。要積極去從事社會上的各種工作，為社會操心，奔走盡責—隻有這樣，才有質樸的心情，才有打動其他生命的感情。
寫作不是一個套活，不是一個職業。純粹的職業寫作者往往是無足輕重的。托爾斯泰可以有很多時間很多錢，但他主要的還不是將這些用來寫作。寫作隻是他不倦地探索生活的一個部分、一種方式。
世界上有了寫作這個職業，可以以此為生，是近現代，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文明高度發達之後才有了專業的著作家。在古代，寫作不可以用來吃飯。李白和杜甫他們高興了或憤怒了，衝動起來就寫詩，白居易、陶淵明等也大抵如此。平時他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要忙生活，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作家的狀態。
現在如果一個人的身份是“職業作家”，那就得警惕這個身份的腐蝕性了。細瑣的社會分工，會將一個人給分在了“寫作”當中，這也讓人生活地太逼仄了。大地多遼闊，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所以他們的作家有一種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蒼涼大氣。
托爾斯泰全集是100卷。這也讓人想起歐亞大陸。
托爾斯泰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實際上他已經產生了比拉美文學更大的、也是更久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