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精氣神／作品感動力
近二十年來，就是80年代中期到現在，人們眼中的文學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80年代，大家眼裏的文學界比現在單純，最重要的還是文學事業本身，大家的精力沒有分散出去。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想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而且大多是從文學本身去用心、用力，人的精氣神特別凝聚，聚於一點，就是文學。至於說作家的曆練如何，個人的文學水準從技術層麵到其他層麵，到底能達到怎樣的高度，那是另一個問題。
隨著時間的延伸，我們的社會越來越開放，有了大量的文學舶來品，各種各樣的文化、五花八門的東西都從打開的窗口流入中國，作家們的視野更加開闊，閱讀越來越寬泛，從文學能力上講，應該說中國作家超過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他們的精氣神，相對來說是越來越散了，不像一開始那麼集中，這是一個大的變化。
商品意識的覺醒，對於作家來說，在一段時間裏，負麵的作用可能會多於正麵的作用，他們的心可能會脫離文學本體，想的可能更多了一些（經濟利益）。當然這也不能說完全是負麵作用，隻是在這個開始的階段，負麵作用大於正麵的作用。創作者的精力渙散了，這在作品裏能夠看得比較清楚。創作品種很多，方向趨於多樣，但作品的感動力卻在降低，文學的純度也不夠，這是我們看到的一些不好的方麵。總之，發生的重要變化，應該在這個方麵。
另一種氣息／心力渙散／腐蝕和汙染
可能活躍在新時期初期的一些作家評論家，也包括一部分老出版人，會同意這一類判斷：那曾經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最好的一個時期，它是以作品為標誌的，那就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半期。那是一個黃金時期，不能說中國所有的實力強大的作家和作品都全在這個區段裏，但是占得比數很大。
回憶一下，那個時期產生了多少激動人心的作品！這激動人心不是因為那時候可讀的東西少，不完全是因為這個。有人說現在的數字時代，可讀的東西越來越多，吸引注意力的觸點越來越多，所以同樣的一部作品在今天可能就沒有那麼動人了。但是今天打開當年令人感動的那些作品，仔細讀，仍然會感受那種氣息，那種清新，那種思想的力度，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包括他們對文學的那種忠誠，是這些綜合一起深深地打動我們。
我們今天的寫作，從數量上講是過去的幾十倍，花樣翻新，“作家”的數量也是過去的幾十倍，這是廣義的作家，指寫作的人；但似乎很少產生像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那樣的一批作家和作品了。
有人認為，現在環境寬鬆了，信息增多了，窗口開大了，出版流暢了，發行渠道更寬了。依據當年的《古船》的影響，《當代》發表之後，單行本發行應該有十萬本，但實際上初版還不到三萬，印數並不多。它的高印數是後來積累的。假使把《古船》在當年對於文化界影響的比重、比例挪到今天，它的發行量肯定會多得多。
可是今天都說讀書的人數比那個時候減少了，80年代的時候人人讀書，那時候戀愛的人都願意拿一本書坐在路邊讀，隻為了吸引對方。社會風氣是那樣。今天沒有這種風氣了，圖書館和書店裏的人在減少。可是圖書發行量卻比過去大了。還是一個發行渠道的暢通問題，那時沒有充分調動起發行者那一部分潛藏的能量，有好多死角，書過不去。從發行、從寫作寬鬆的環境來講，現在的創作應該有不同的麵貌才對。
寫作環境變得寬鬆，作家的物質條件也在改善，相反，作品成就總體看沒有那個高度了，沒有那個衝勁了，原因還是心力渙散了。人還是要有一股精氣神，它隨著物質主義、商業主義在中國的興盛，也就改變了。商業不是一個壞的東西，商品要流通，要維持社會生活的物質命脈。可是商業主義對於社會的腐蝕和汙染，將帶來很多負麵的東西，它特別對於精神方麵的勞動者，有時候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特別是中國經過長期的計劃經濟禁錮，在那種生活的規則裏麵，對已經習慣於那一部分生活的文化人來說，物質時代來得太快，太突然，沒有過渡，沒有經過一個必要的適應期，沒法讓人習慣，沒法在這裏找到個人的角色定位。很可能因為諸多原因，使一大批創作者在這個過程和時段裏，表現得不夠理想。
事物的核心／立場和投擲
人們的興奮點多了以後，不像過去那樣容易聚焦到文學這裏。聚光燈沒有投射在文學上，這個顯然是對的。因為現在這麼多吸引人讀的東西、看的東西、關心的東西，或者說物質層麵和精神層麵兩個方麵經過了平衡，使文學回到了它自己的位置上去，這是對的。
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作為作家本身，即個體的勞動能力、表達能力、個人形成的作品的質量，是這些在下降，而不是說作家形成的作品在社會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他個人的創造能力出現了問題，這是事物的核心。
我們今天要研究的方向，就是為什麼作家在創作環境得到改善的這種局麵下，創作力反而削弱了。整個的像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的那一片生機勃勃好像消失了。
就觀察來看，恐怕是作家們還習慣於在潮流裏麵生活。個人的倔強性，就是那種很獨立的性格還沒有養成。我們希望有一些獨立於潮流的人物產生出來，可惜，這個群體基本上是隨著社會潮流往前移動的。
如果說80年代和90年代，有許多人在尋找思想，尋找自己的藝術，把文學作為一個心靈表達的重要通道的話，那麼就會發現，二十年的時間裏，大家一點一點向著另一個方向走去了，那就是被物質主義的潮流裹挾了。作家隨著這個潮流往前，他的創造物是配合了整個潮流的，為商業主義服務，服從物欲利益，比如不得不更多地考慮讀者的認同，不得不更多地考慮發行和出版，順應這個潮流，並且越走越遠。而這些東西在短時間內是會損害文學品質的，影響作家精神層麵的頑強攀登、挖掘、表現和表達。
說到“文革”時期的文學，大家都在寫階級鬥爭，盡管今天看這種文學表達淺薄、虛假，仍然是沿著那個潮流的方向，但從那個向度上看，其表達是很透徹、很專一、很有力的—方向有問題，但卻有力，精氣神是緊凝的，沒有渙散。
到了商業主義越來越深入時，作家順應的隻是物質主義潮流了。但是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樂觀的展望，就是隨著這種新的遊戲規則在中國大地上植根，隨著這個階段的拉長，隨著比較成熟的社會形態的完成，作家會有一個反思，一個落定，最後還會站穩，然後再發力。在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作家還處於一種恍惚期，不能立足，不能穩固個人的立場，就像投擲一樣，肯定投不遠也推不高。這是個精神上恍惚紊亂的文學時期。
這個時期不光是文學，所有思想方麵的，比如哲學、美學，翻譯，所有從事這方麵工作的人，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種浮躁、紊亂、急就、慌促的狀態。這或許不是產生偉大作品的一個環境。我們有時候看到的發行、創作環境的好，是更外在的東西。作為一個創作者，他其實正麵臨著非常複雜矛盾的時刻，還需要個體的能量在心裏聚積，形成很堅實的硬塊。現在還沒有。現在基本上處於一個催化期和渙散期。
在速度裏眩暈／線性時間觀和進化論
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上半期，出了那麼一批傑出的作家和作品，作者經曆了“文革”，經曆了撥亂反正那一段曆史，在一些作家那裏得到了很好的歸納、概括和沉澱，他的思考立場堅定、方向準確、心氣下沉、氣守丹田。後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太快，一大批人在速度裏麵變得眩暈，不能立足，所以也就不能發力和投擲，這是一個要害的問題。無論外部的環境看起來得到多大的改善，仍然還都是外部的。有些搞文藝管理的人會非常不解，問各方麵的條件如此之好，作家為什麼寫不出傑作，產生不了大師？他忘記和忽視了，文學寫作是極其複雜的心靈活動，沒有比這個更複雜的事情了。它不像我們在院裏養雞，給它一些蟲子吃，第二天就能收獲更多更好的蛋。文學可沒有那麼容易，它整個反芻和轉化的過程是很漫長的。
但是我們相信這一代人的生活一定會沉澱下去，一定會轉化為重要的營養，轉化成作品，這當然要有一個過程。現在這個過程好像還遠遠沒有完結，一切還在積累當中，還沒有像作家對待“文革”、對待“極左”的反思和批判一樣，變得那麼主意堅定、目標準確，沒有達到那個地步。作家麵臨空前的多元、多解、多判斷，是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格局。作家突然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對社會進步發生了疑惑。這與90年代、80年代是不同的。那時的作家基本上相信社會與人性的發展就像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一樣，是會隨著時間的延續一點一點走向進步和完善的。而現在，作家對這個發生了懷疑。
人性達爾文主義／作家的臨界點
好多作家、知識分子不再相信簡單的社會進化論。過去認為，無論今天受到多麼大的挫折，我們終究會踏上一條正確的道路，會避免原來的錯誤，社會一定會進化得更好，如鳥類一樣進化出翅膀飛起來。人的器官、動物的器官、海洋和陸地的生物，會適應客觀環境，如變換自己羽毛的顏色，適應更高級的生存。一句話，會變得更好。
但是通過了這麼多年的折騰，加速度的社會運行，好多作家懷疑起社會進化論，發現人性和社會不能夠簡單套用達爾文主義，人性變幻莫測，翻來覆去，社會經曆了各種各樣的動蕩，進步當中有退步，退步之中有進步。人性不單單是朝向完美，有時會愈加變惡，沒有底線，人性離完美有時顯得越來越遠，唯利是圖，環境急劇破壞，社會上各種遠遠超出過去的、聳人聽聞的惡劣現象開始出現。
這些東西，對於作家的道德判斷、理性的社會判斷，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旦打破了時間的線性思維，打破了社會的進化論思維，作家就覺得心裏沒底。他覺得人類的前途、社會的前途，不是靠時間能解決的。這種慌留在心裏，當然影響思想的進行。隻有巨大的思想力，巨大的思想穿透力，才能越過這片懷疑的迷霧，繼續往前追索。這類人物很難產生。
有一句話叫“覺今是而昨非”，就是說察覺今天是正確的，昨天是錯誤的。類似的知道錯誤、改正錯誤、遇到坎坷回避坎坷，仍然是社會進化論的一種思維模式。以為過去我們之所以經受了挫折，完全是因為沿著不對的方向走了，如果我們反過來走，就一定會是康莊大道，這就太簡單了。社會和人性諸問題，可能要比這個複雜得多。
因為實際上遠非如此。
我們會看到，所謂的全球一體化，經濟等好多方麵都接軌了，一撥人又一撥人到國外去學習，學習它的法治和商業，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但結果怎樣呢？有的方麵得到了改善，但是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常常遭到破壞。
同時我們還發現，運用資本最嫻熟的、遊戲規則最完備的老牌國家，比如歐洲北美，也出現了大問題。我們觀察生活，靜下心思考問題，有可能更加找不到北。
作家如果是一個很能夠思考的人，在這個時候麵臨的任務非常嚴重。除非是擁有大能量的人物，他才有可能綜合這一切，會站得更高，突破線性時間觀和簡單的社會進化論的思維模型。不然，作家的個人才能，在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們還要等待一個時機，等待一個出口。就像新時期的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作家終於得到了一個出口一樣，中國作家也許正在走向一個臨界點。
之前所有這些恍惚、徘徊，文學出現的疲憊現象，讓人非常失望的東西，都是進步的一個過程。一定會結出果實來。短則十年，長則二十年，中國文學會有一次飛躍，這飛躍一旦發生，也許會超過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半期。就目前而言，我們的確沒有出現當年那麼好的狀態，沒有處在一種激活的狀態，沒有一種力量感。
真正的價值／沒有文學豁免權
人們在好多文學場合都要談到的一個問題，即對新一代作家真正的價值如何評價和認識。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文運，比如四五十年代的人有他們的文運，所謂的紅色經典是某一代作家的文運，80年代走紅、90年代走紅的人，他們有自己的文運，一代作家不能取代另一代作家。
對於年輕的作家，後一代，一點都不必悲觀，他們有未來，並且已經作出了很大的成績。他們的興奮點，對社會的一些觸點和前人已經不一樣了。社會飛快發展的速度，也體現在這種不同的代際交替上，比如新作家的湧現。
一方麵要肯定他們的作為，肯定他們的未來，肯定他們的成就，因為他們這一代人的創造是上一代作家所不能替代的，很可能也是後一代作家不能彌補的，這是一個方麵。
從另一方麵看，也不能把文學問題局限在一個時代的局部和一個地域的局部去判斷，還要打開自己的文學視野和文化視野。也許需要把判斷的坐標放得更大，要放到幾十年、上百年，放到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如果這樣看，會發現，新一代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學元素，提供了新的內容、新的形式。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這些東西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永恒的文學標準。人類對於文學的標準，對於語言藝術的標準，就像人和太陽的關係一樣：太陽每天都在行走，人和太陽的距離、地球和太陽的距離都在變化，但是由於人類太渺小了，太陽係太大了，這中間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隻有在乎精微的天文學家才可以去計較這些變化。文學對於人類來說，語言藝術對於人類來說，就像太陽一樣巨大而遙遠，它早就形成了那樣一個永恒的標準，變化是很少的，它對於“八〇後”“五〇後”都一樣，誰也沒有文學的豁免權。
就一個作品的永恒價值和永恒標準而言，放在這個坐標裏看就清楚了，判斷作家的文學價值就很清楚了。這對任何作家，對於發行量上百萬、上千萬還是發行量如魯迅當年一樣少的作家，都會一視同仁的。這意味著我們要像相信永恒的真理一樣，相信那些重要的標準。對於語言藝術，我們有時候遷就太大，這是因為我們根據時尚，隨意改變了標準。語言藝術的標準實際上變化地很慢很慢，最後還要回到公認的、過了千百年才形成的那些評判上。作品的思想含量，文學含量，語言藝術，多大程度上深入了人性的內部，包含了多少生命信息，是這些。這就涉及人生閱曆。文學總體上還是相信滿臉皺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