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生命奧秘無限，年輕作家有更多的敏感，他對於愛情，對於社會事物特別敏感，因為新鮮，生命還沒有蒼老。這種敏感在一個五十歲的人那兒要發生起來就困難一些，所以從文學藝術表達的層麵上看，並不是越老的人寫得越好，年輕人也有自己的優勢。但這畢竟是文學裏麵的一個道理，不是全部的道理，從大的道理上講，還是要講閱曆。
文學的技法、文學的成熟表達要經曆一個漫長期，這不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不是三十年四十年能夠解決的。在特殊早熟的怪異的天才那兒，比如俄羅斯的普希金，俄羅斯的萊蒙托夫，特別是法國的蘭波，他們二十多歲就寫完了一輩子最好的作品，但這仍然是其中的個案。
總體來說，年輕的一代作家是前一代作家所不能取代和互換的，但是他們的文學價值就像上一代作家一樣，要放到一個更大的曆史坐標裏去衡量，對於他們的標準和對於其他一代的標準，最終都是一樣的。文學標準麵前，誰也沒有豁免權。文學不是一個發行量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擁有多少讀者的問題，而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誰贏得了時間，誰就最終贏得了讀者，誰贏得了時間，就最終贏得了相應的文學地位。
魯迅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魯迅當年的書要出也就幾百本、千把本，而其他人的書像河水一樣奔流。但後者今天又在哪裏？所以說要贏得時間。在這點上，文學的標準、文學的規律，實際上沒有改變。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有歡欣也有不安，有懷疑也有自信。
實業家的作為／商業主義對生活的汙染
企業家之眾，他們當中當然有非常使人感動的人。有的億萬富翁、大的企業家，真的使人感動，無論是個人生命的頑強、意誌的堅定，還是別的。他們那種社會責任感，他們的理想主義，真的是讓人肅然起敬。推動社會的強大力量，需要企業家、實業家，當然還有科學家、道德家、藝術家，這些自不待言。
講到文學家和實業家、經濟人士的關係，幾乎是一麵倒，但也不盡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歌頌企業家的報告文學，看到大量的寫企業家的小說。
一大部分寫作者是那麼強烈地歌頌企業家，有一類文字大概都在歌頌企業家。但這往往是作家當中那一部分表達比較表麵化的、沒有植根於個人的才華和生命質地的表達。所以也不能太當真。
但是也要看到，作家的憂患意識總是比較強，比如對科學家，更多的看到了科學對於人類造成的負麵作用，一直如此；對於經濟人士、商業主義那些東西，有時候也是過多地看到了負麵的東西。他們特別理想主義，有這個傾向，古今中外好像莫不如此。《你在高原》裏塑造了一個特別了不起的企業家，在《無邊的遊蕩》那一部裏，寫了一個大得不得了的企業家，他海內外產業很多，同時閱讀量巨大，精神方麵的關懷非常強，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個人物也是在生活當中的觀察和綜合，不是簡單的虛構。他們當中的確有那種博大的胸襟，有精神的開闊度。
我覺得這種認識也得有個過程，作家會寫到這一部分人的。這一部分人物有一個被中國社會廣泛認可的過程。現實中也的確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太多，為經濟而經濟、為利益而利益的這部分人實在太多了。
講到文學，和別的東西不一樣。人們總是有一個錯覺，當他回到理性的時候，這個錯覺就消失了。但一般而言，這個錯覺總是籠罩他，即覺得藝術、社會、人性這些東西都是線性發展的，都會進化、進步的。實際上文學不會進步，文學不是因為到了20世紀、21世紀就一定往前走，不是這樣的。比如我們今天登上了月球，但是還沒有一個人寫月亮的詩超過了李白。藝術、文學不會進步。如果用進步的觀點去看待文學，肯定是錯誤的。科技會進步。今天擺到我們廣大作家、思想者麵前最尖銳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能不能隨時間而進步、人性能不能同樣如此？如果說文學不能進步的話，那麼社會能不能線性進步、人性能不能？這個問題太尖銳了，沒有幾個人能夠回答，沒有幾個人有能力去回答。這正是文學家麵臨的最大問題。
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前半期的時候，中國作家大多都能夠回答這些問題，雖然他們回答得不一定對。
那麼到了今天，所有稍微有一點深邃度的作家，大概絕大多數的人不敢回答這個問題。這就帶來了大量連帶的因素，比如對待經濟人物的評價，對於科學人物的評價—沒有什麼比經濟和科技再直觀、再有力地推動社會發展的了，它是一個很大的強力。當年說發展是硬道理，主要是指經濟、科技。科技的目的也落在經濟上，這個不必諱言。
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速度的主體骨幹部分，在作家這裏卻很難把握。
比如說商業主義對於生活環境的汙染。商業是支撐我們社會物質生存的，它不可或缺，社會的繁榮、文明的建立，不可能沒有商業，人類物質生活的基礎是維係在經濟創造、經濟活動上的。可是商業主義對生活無所不在的腐蝕，讓人望而生畏。愛情、藝術、倫理，各個方麵，隻要稍微放眼一望，無不看到商業主義對它們的汙染和損害，人和人之間沒有真的情感，什麼愛情，父子之情，都被汙染了。過度的商業主義在社會生活裏，會汙染每一個角落，讓人的生活變得空前危險。“二戰”發生前，西方的一個歇斯底裏的政治人物，曾以商業主義對人類社會的令人恐懼的後果、巨大悲慘的前景為理論依據，做下了滔天大惡。但事實證明他不是關心人的精神層麵，而是為了攫取和稱霸世界。
還有，商業主義無所不在的地方，源發了金融危機，這都給我們許多的反思。如果人類依然這樣發展下去，也沒有什麼好的結局。要有一種遏製它的力量，那麼這個力量最終來自哪裏？可能不光要依靠所謂的作家、道德家，這樣一些人文工作者，關鍵還是依賴所有的人，即調集人性本身所擁有的全部健康力量。這包括那些經濟人物，他們要和精神方麵的人物聯手，才會起到一點作用。不然就沒有任何的可能。
現在一些人根本沒有底線，為了賺錢什麼都幹。我走過了好多地方，聽到看到的那些事情，有的簡直不願說起。細節之慘烈、事件之悲痛、行為之惡劣，沒法訴諸語言。《你在高原》寫了幾個地方，但是回頭因為不忍去看，還是把它抹掉了。
這個社會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特別希望出現那些經濟方麵的精英，他們要有特別清醒的頭腦，有危機感，思考問題要超越自己的專業。可惜這樣的人物還是嫌少，那些不顧後果的純粹的經濟動物太多了，這個是我們遇到的特別糟糕的問題。
平均化的外殼／新的個人
也許看起來作家越來越多，實際上是越來越少。時代對於真正的語言藝術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嚴苛了。而現在特別容易處在一個平均化的寫作水準上，要突破這個平均值非常困難。如果說過去的藝術平均化的外殼有一公分厚，那麼到了互聯網時代，這個大麵積的平均化結成的硬殼，大概有一公尺厚。所以個人的強大、才華的強大，需要能夠足以頂起一公尺厚的外殼才行，這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基本合格的作家。
簡單一點講，對初學寫作者或者可以說：少上網絡，少看電視，少看各種各樣的報紙，多讀經典。這是簡明扼要的、行之有效的、近在眼前的、立等可取的辦法—但它絕不是根本的辦法。
按時下的情形，一是完全地跟隨，完全混在裏麵，追求最大公約數的那種表達，跟上時尚。這樣做肯定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必然失去個人的獨立表達方式和表達內容。完全地跟隨和追逐是不會成功的。再一個就是走向它的反麵，徹底地拒絕，不看不聞、不管不顧，完全埋頭在個人的世界裏。這也不妙。因為數字時代呈現的這一切複雜和繁瑣，像潮流一樣湧來的生活，是生命麵臨的一種真實境況，是無法拒絕的。
如果還有第三條道路，那也不過是二者的折中，比如有意地回避一點網絡，有節製地回避一點現代數字時代廣泛的、密集的傳播，有意地規避一點，但是又吸收可以為我所用的東西。可是果真有這樣的第三條道路嗎？也難說。真正的第三條道路，還是要有勇氣直麵全部的真實，消化它，麵對它，從中去察省和感悟、去獲取。我們要比過去更深入地研究它，而且主要是更深入地閱讀人類曆史上積累下來的所有文明成果。我們要根植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上，因為傳統太深遠了，它有幾千年的時間，而眼前的數字時代隻有十幾年的時間，我們不可能把幾千年的根完全拔脫，一頭栽到十幾年的薄薄一層泡沫上去。
我們植根於傳統的經典，語言藝術的經典，但絕不回避今天的數字時代。我們要在時代的水與火裏淘洗、淬火，錘煉出一個新的個人。這個要求是很高的。
更加闊大和遙遠／對專業色彩的遏製和壓縮
《古船》和《九月寓言》的語言綿密，心要非常靜才能讀進去。它敘述上留給人的空間感比較小。但是《你在高原》不同，讀者不一定被它的密致給纏住，很容易進入，但漸漸又可以感受到原有的語言質感。
《古船》和《九月寓言》在品質上可能跨度比較大，有人說不像同一個作者寫的。《九月寓言》的敘述方式、語言的密度、節奏和速度都發生了變化。《你在高原》經過了數字時代的洗禮，吸收了大量的報道風格。英國有一個文學理論家，他說好的作家基本上具備兩種能力，一是寫實和報道的記者的能力，即能夠將一個事件非常客觀、生動、及時準確地報道出來；還有一種能力，就是想象和變形的能力，這是詩人所具有的能力。
到了數字時代，社會化的寫作趨向越來越強，它不停地通過直白的文字，迅速地報道社會。這其中並沒有過多的想象和變形。即使是一些想象大膽的怪異小說，隻是在題材上往那個方向走，運用的手法也還是社會性的、大眾的，具有那種直觀性和直接性，非常通俗。
歌德說的“詩與真”，詩就是想象，就是變形，就是充分的個人化，“真”就是非常客觀地、如實地、直接地描述和報道，以此逼近真實。《你在高原》吸取了數字時代的社會化寫作經驗。但這隻是外部的情形。這樣使文字的空間感加大了，意象和文字一齊變得疏朗了。
但這隻是貌似“社會性寫作”。它的個性與功力潛在更深處。畢加索有一句名言，他說自己十幾歲的時候就達到了拉斐爾的水準，可是卻要想法一輩子學習兒童那樣去作畫。他的意思，無非就是說單純從技法層麵解決的問題，對他來說已經不難，難的是精神層麵的、超出了技法層麵的一些東西。我這裏不是自比畢加索，沒有那麼狂傲和愚蠢。我是說，對於我而言，最大的問題，我所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仍然同樣是藝術和生命的關係問題，是從生命本質出發走向更加闊大和遙遠的問題。
對於整個數字時代的全部營養，我們肯定不會漠視，不會簡單地拒絕。在這方麵，我們會有足夠的好奇心。我們會從這個時代的全部信息中，獲得個人的綜合。
有人認為《你在高原》盡管很長，但是比過去好讀。因為它“貌似社會性寫作”，那種強烈的專業色彩，至少從表麵上得到了遏製和壓縮。
這樣說，就是貌似和數字時代達成了某種共識，同樣是追求那種表達的最大公約數和平均化，而會讀的人，內行人，當然會讀出更內在的東西。
今年早些時候在澳大利亞，一個電視台采訪我，還有觀眾在下麵。其中有一個提問者說，22年去寫一個東西，中間那種巨大的變化，一個作者是沒法承受的，所以也沒法做下去。這22年的變化真的太大了，整個世界的變化太大了，這要逼著作者不停地修改，最終將把原來的設計撕毀—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可是，文學最終還是寫人性的，我們發現兩千年前的人性和現在的人性，其核心部分變化是不大的。孔子有一句話，叫“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是講空間，實際上也講了時間。比如齊國到魯國，人性是相近的，但是他生活的習性相去很遠，這是空間上的；時間上也是這樣，古人遇到了哪些事情高興，今天的人仍然也高興，人性的核心部分變化不大。
但是有些東西變化既大又快，比如說生存的客觀環境。科技發展很快，還有其他，那就予以保留。有好多的設計框架，對於生活的把握，對於感覺的把握，22年肯定有很多變化。特別是個人認識上的變化，一定會表現出來。種種變化都在作品裏留下了痕跡，對於“我”的否定，也就構成了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內容。無論如何，作者沒法掩蓋那些自責、懺悔、否定—類似的一些意味，恰好構成了這本書的繁複之美。一部長篇不需要像溪水一樣歡暢到底，它倒需要跟時間相匹配的反反複複重重疊疊的痕跡、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切組成了另一種和諧，使其變得蒼渾起來。它內部的繁複和外在的巨大體量，正是追求的一個美學方向。
當然，事情也沒有說說那麼簡單。為了服從一個統一的韻律，需要解決好多技術性的問題，需要拿出很多的時間來，一一修理。
階段性的奇跡／伴隨始終的判斷
我們這二十年來，不要說推的再往前，出版界、文化界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這些不一一曆數了。我們說要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是說整個社會從大的方麵實現那樣一個較理想的麵貌，一定是局部的亮點，一些階段性的奇跡，不停地產生，最後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頻繁。這會迎來那個相對好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