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談到時下思想與文化的悲哀，說我們已經沒有了天才的勇氣和堅持的力量，沒有了那樣偉大的忍韌者與創造者。這個說法有點武斷和過於悲觀。因為這樣的人物是在磨難中成長起來的，並且需要時間去檢驗和鑒別。我們沒有經曆漫長的時間，就不會擁有這個判斷力。我們沒有能力去認識他接近他。同時這種鑒別也需要一個很高的文明指標，隻有人的認識力與寬廣的心胸相匹配的時候，才有可能與同時代的天才同行。不要說我們，就連當年的梵高，那麼一個西方的藝術大師，當年也貧窮潦倒，走到了自殺的地步。他在世的時候，很多平庸的畫家以畫致富，名聲大得不得了，可是梵高到死幾乎連一幅畫都沒有賣掉。這是西方文明的尷尬一頁。
我們今天也同樣可能誤解了文化和思想的巨人，隻讓他在自己的角落裏默默地生長，直到被數字的沙塵暴淹沒的一天。而我們每天都在頌揚的某些專業裏的人和事，很可能隻是一些把底層智慧運用得嫻熟、緊緊跟隨時代濁流的那一類庸人。
另一方麵，現在也確是一個不利於產生文化巨人的時期。有人說今天的精神環境何等寬鬆，可以讀到大量國內和國外的各類文字，表達的忌諱減少了，個人空間也增大了，所以不出傑出的作家藝術家、各種文化人物，是大大地不應該、大大地對不起時代的。先不說這種環境存在與否，即便真的如此，思想與藝術之域的事情也不會那樣簡單。人的生存和養雞仍然不同：雞隻要吃了好的食物，大概用不了一兩天就會下更多的蛋。但思想與藝術的產生卻不會這麼快捷。心靈的醞釀和成長是一個極其漫長和複雜的過程，它需要個人生命中的艱難歸納、總結和沉澱。
這個漫長的過程也許要幾十年，也許會更長。
以前說國家不幸詩人幸，即動蕩的時代會刺痛心靈，使人的表達變得銳利深刻—這是從另一個方向講文化與藝術的產生規律。
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大批專業的思想與藝術家是近代才有的。古代的蘇東坡李白屈原杜甫他們，寫作不是換錢來用，而是在生活中經曆了欣悅和痛苦，在心裏聚積和沉澱之後不得不傾吐出來。所以這樣的文字才自然天成，才具有感人的力量，成為千古不朽的詩章。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表達當成一種專業。
就此看來，對於專業化的過分認同，會對我們的思想與藝術造成損害，這種損害是隱性的，也是巨大的。那些最好的寫作總是依賴感動的，有了大感動就傾訴不停，甚至寫個通宵；沒有寫作欲望的時候，很可能一個月都寫不出一個字。
有些專業人士讓人羨慕，人們看到這些人士每天可以在一個地方寫作，從容不迫的樣子。豈不知這種專業屬性對人的傷害。每天坐在那個地方感動，到了吃飯的時候再讓感動暫停……而我們明白，源於心靈的衝動不是這樣發生的，它是莫測的，從不按時而至的。
四
單純講西方文學的引進，現在和過去也大不一樣了。過去我們會多麼審慎地選擇，引進之前先要把一個民族的文學史吃透，了解哪一些是經典作家，具有何種地位和文化意義。即便是翻譯那些當代作品，也要掌握大量信息，做一個綜合的評估和判斷。決定翻譯哪一本書之後，還要找一個性情與專業水準適合的人去做。所以過去的翻譯作品就更可靠。今天就大不一樣了，世界上大概還沒有哪個國家的翻譯隊伍比這裏更龐大更蕪雜，也更加商業化。
中國這個十三億人口彙成的巨大河流，湧向哪裏都是一場滌蕩。我們製造了數字時代的最大垃圾，也搬來了世界上最多的垃圾。幾乎國際上稍微暢銷一點的書都被譯過來了，目的隻為賺錢。我們的出版物上總要標明這本書曾經賣出了多少，得了什麼獎等等。他們的目標簡單而明確，隻有一字：賣。
暢銷與得獎當然不是壞事，那是來自他人的鼓勵和欣賞，寫作人士應該感謝。但是這些不可能成為標準，而隻能是部分人在一段時間裏達成的共識或妥協。
任何一個獎項都會是一個紡錘狀的：兩頭尖，中間粗，即極其傑出和極其糟糕的都會比較少。歌德和托爾斯泰沒有得過大獎，魯迅也沒有。思想和藝術這一類，一時獲得多少讀者，印出多少冊，有多少人喝彩，不該是什麼重要指標。
在現代商業時代，出版者的操作似乎無可指責，這隻是從商業的角度來講的；在更高的道德準則那兒，這種操作是經不起推敲的。
真正深愛思想和藝術、有強烈使命感的人，他的一生隻能是一場劇烈的燃燒。那就燃燒下去吧—不要相信寫得越少越好，那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神話。勤奮更是才華的組成部分，一個激越不安的靈魂，其天才的敏感與深入的追究力會讓其一生不得安歇。
他們真的是比較特殊的生命。
一個生命有這樣的表達機會，也是一種幸運。這些人天生不是為了滿足某些世俗目標而存在的。他認識了最高的誌向和使命，也不為現在或未來的榮耀—而這一切，都與商業主義格格不入。
一個真正從事心靈之業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更加善良，也更加寬容。他的勇氣深深地潛入了心底，而不是丟失。一個傑出的作家也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是他一定會比昨天更好。總之，他的生命不是沉淪，而是提升。
對於詩性的追求，那種深愛，有時真的好像沒有什麼來由，它非常神秘地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他的目標遙遠而又單純，他所要做的，隻是用一生去表達這無法言說的一切。名與利的誘惑也會侵蝕他，但不同的是他最終會戰勝這些誘惑。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和思想者。
始終不能擺脫世俗利益的誘惑，陷得越來越深並沉迷其中，最後的一點詩意也會被淹沒。所以對所有人來說，這種掙紮都有可能發生。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也是一個必修課。沒有辦法，這也許是非要發生不可的事情。
一些人從很小的時候就沒有來由地愛上了文學，專注於精神生活，並沒有多少功利心。後來慢慢有了影響，這才發現所做的一切原來跟名利和事功連在一起，這就有了另一種衝動和痛苦。隻是他一直走下去，會有所覺悟，發現自己對文學所付出的勞動，那種痛苦和喜悅，與獲得的這點世俗功利是完全不對等的。
就這樣，他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童年的自然和淳樸。
傾訴的欲望是純粹的。而物質主義對我們的腐蝕，就是讓我們身在物欲之中自得其樂，認為一切的商業規則都是自然而然的、正當的和有益的。
這是最可怕的認同。我們承認了藝術與思想之域的商業主義規則，徹底的敗壞也就不可避免了。這種規則從此左右了我們的精神生活，我們的寫作將追逐娛樂主義，以博得烏合之眾的喝彩而自鳴得意。其實真正的藝術不是不需要民眾，而是需要更加真實的、在漫長時間裏形成的民眾。
強勢的商業文化的覆蓋力是遠遠超出預料的，因為這種文化基因就在我們自身，而不僅是西方的傳入和移植。從曆史上看，傳統文化中曾經有兩大主流，一是儒家文化，一是齊文化。儒家後來成了正統，影響極為深遠。齊文化就是一種商業文化，它的物質主義最後毀滅了自己的社稷，引來了可怕的後果。但那也隻是形滅而已，其魂魄一直是存在的，因為它源於人心的貪欲。齊文化一直潛在傳統文化河流的底部，所以一旦有了適宜的氣候和機緣，也就更加猛烈地翻騰起來。
而現在的全球一體化，不顧一切的物質主義時代，就是齊文化和西方重商主義遊戲規則合而為一的時代。傳統儒家文化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強烈衝擊，中華文化呈現出紊亂無序的狀態。
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族文化的傳承是不可能進行下去的。關於時代和生存這些根本性的追索和思考，將會集體退出。實用主義變成了一個民族的行為尺度，成為鑒別生活的最高準則。這就是悲劇的誕生。
我們常常憂心於空氣與水流的渾濁不堪，麵對各種汙染痛心疾首。也許治理河山重整大地的宏誌並不欠缺，可怕的是一切努力都會被進一步的毀壞所抵消。因為我們踏上的是一條追逐物欲的不歸路。
如果中華文明慢慢走向垮塌、鬆散和崩潰，那麼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必將失去最後的立足之地。這絕不是什麼虛張聲勢和聳人聽聞。
我們對於物質主義的俯首貼耳，很像是再次返回了春秋戰國時代的齊國，返回了那個糜爛荒唐的時期。重商主義的管仲已經成為理想的標誌性人物—沒有多少人對他的選擇加以懷疑，認為這是一個千古良相—精神和真理的探求是虛妄的、短暫的，隻有物質的獲取才是永恒的和實在的。
誰來質疑這些據說是“經過了實踐檢驗”的東西？
如果我們還有點理性，即可追問：誰來確定實踐的範圍、深度和廣度？在怎樣一段時間裏實踐？在怎樣一個範圍裏實踐？在這個過程中，經驗和理性會構成一對矛盾嗎？實踐與理性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統一和並行的？這些問題樸素自然，一點也不深奧。
難道幾千年來的人類曆史不是實踐，而隻有本世紀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才是實踐？
我們需要個人的堅持與忍韌，在最困苦的境遇下仍舊追求心靈的自由。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在這方麵，最好的榜樣就在身邊，就是我們眉山的蘇東坡。前邊說過，很少有哪一個人比蘇東坡的命運更跌宕更坎坷，更頑韌更飽滿。像蘇東坡一樣度過了這般艱難曆程的，作出這般輝煌、這般酣暢淋漓的人生表達的，真是一個奇跡。他的強大的精神對抗力、永不屈服於命運的事跡，就鐫刻在那裏。
當然，也許幾部蘇東坡全集還遠遠不足以呈現他整個的生命，不會是他全部生存的記錄，但這卻是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個心靈窗口。
透過這些漢字符號，我們來還原那個真實的蘇東坡，走進他的世界。
當我們把蘇東坡變成了一個鮮活的人物時，才算是讀懂了蘇東坡。
有人曾說，有一些國外的經典作家，雖然逝去了千百年，可是仍然比自己的鄰居還要熟悉。因為鄰居之間很可能是冷漠的，近在咫尺卻永不交流。但是透過那些大師的文字，其喜怒哀樂盡在眼前。文字是生命的符號，是用來還原生命的生動與神秘的。
對一個外國人可以這樣，對於離我們的文化更為切近的蘇東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了。
他屬於眉山，也屬於我們整個的民族、整個的人類。
（2011年12月26日，標題為整理時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