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誌向
一
許多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有過文學的向往，看重並相信這方麵的才能。但其中的大多數人後來並沒有從事專門的文學寫作，而是做了別的職業。但是他們大多數對過去的那段愛好記憶深刻。
隻有少數人一直堅持下去，並取得了相應的成就，成了業餘的或專業的作家（作者）。不同的隻是有的成就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文學寫作的發展差異肯定是非常大的，這其中有客觀和主觀的諸多因素，比如才華和機會的不同等等。
但有一個問題或許不可回避，就是在起步之初對文學的認識和追求的不同，也可以導致不同的結果。這就說到了所謂的“文學立誌”，它是一開始就要遇到的。
有人認為，無論做什麼，誌向越大越好，比如既要從事寫作，那就確立一個最高的標準。於是他們首先想到怎樣成為一個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一個名動中外、進入文學史的人物。這樣的誌向不能說不大，所以這樣的追求既然宏偉，也就值得讚揚，好像沒有多少可以討論和質疑的。
看上去似乎清晰明確，但仔細分析下來，會發現一切遠沒有那麼簡單—對於人生而言，到底哪一種誌向大，哪一種誌向小，還要從頭好好辨識一番才行。
仍然從愛好說起。有人從很早就愛上了文學，想做一個作家，並作出了很多努力，比如說大量讀書，研究寫法，並且不斷地嚐試下去。這是必經的學習途徑。
為了最初確立的誌向不懈地努力，繼續走下去，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如果困難太大了，超出了所能承受的限度，那麼就會修改自己的人生計劃。比如說一個人寫了大量文字，嚐盡千般辛苦，總也不能發表，或發表也得不到起碼的認可，這就成了關口。這是很考驗人折磨人的。有人堅持下去，有人會放棄，但盡管如此，心中也依舊保留了對文學的熱愛。
我們常常看到，有人一生都愛著文學，雖然不是做這個專業的，但一直能夠寫作和閱讀。家裏藏了很多書，偶爾也有作品發表，並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總之，始終保持了對文學的興趣，並因此而讓生活有所不同—對這個世界一直保持了應有的敏感度，以及情感的溫度。
事實就是這樣：生活中，那些毫無文學修養的人，一般來說是比較枯燥的，也比較缺少創造力。這樣的人投入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第一流的人才。傑出的人一定是豐富的，對人性和社會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而這正是文學的詩的特質。
這些特質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童年和青年時期的愛好，來自當年的文學立誌。後來他們雖然做了別的事情，但那種追求完美和詩意的熱情還在，興趣和經驗還在，感受還在，這就與其他人不同了。他最終做了一種更適合個人天資條件的工作，但是很早以前在心中種下的這顆文學種子，對其一生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
比如說這樣的家庭會有很多藏書，配偶和孩子都要受其影響。這就是所謂的“書香門第”。一個彌漫著書香的家庭，當然是令人羨慕的。這樣的家庭會讀大量的書，會用極富想象的思維去建構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像追求詩境一樣，追求自己的幸福。閱讀使人變得深刻，洞察和思索，獲得更高更本質的提升。
由此可見，最初的文學誌向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怎樣豐厚的回報。
二
去年在香港，深深地感受了那裏的自然風光。內陸人到那裏，滿腦子是商業大樓，是銅鑼灣旺角這些地方的人氣，是東方之珠，是商業大都市的氣氛，所以也就忽略了它的山水。實際上香港最好的還是山水，比如那些山路，是幾代人修築起來的，直到今天還有外國人專門坐飛機來登山。可見這是多好的地方。但是我和朋友去登山的時候，常常發現山路上的人很少。
無論是周末還是其他時間，隻有三三兩兩的遊客。這麼好的山路，幾乎是空著的。香港人很忙，他們在一種極度競爭的環境中工作，沒有時間去享受自然，盡管他們好像擁有，而且近在咫尺。可是沒有情懷或沒有時間，再好的環境也不能享受。香港有很多好的公園，進園後人也很少，其原因是一樣的，就是所謂的生活節奏特別快，人們無暇他顧，隻好一天到晚在都市內部蠕動。
我和教授們去爬山是最愉快的經曆，因為一路上談文學很多。談得最深入最有興趣的，就有理工科教授，大都是科技界極有成就的人。他們最不能忘懷的是年輕時讀了哪些文學名著，還有創作的嚐試。他們對文學的理解非常深入，有的至今還在寫作。他們年輕時差不多都有當作家的理想，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才選擇了理工科。
他們在自己的專業裏都是有成就的專家，還有的出版過文學著作，像隨筆和詩集等。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家，也並不認為自己是文學中人，隻是深愛著文學，並一直興致勃勃。顯然，他們的專業創造與詩意的想象是完全一致的，許多時候是一回事。他們一生都是文學的受益者。由此看，文學幫助了人的事業和日常生活，人將文學作為一生的熱愛，讓其伴隨生命的始終，這種誌向是大還是小？
有人會說，就文學的誌向本身而言，它並不大，僅僅是當個愛好者而已。但是我卻覺得這種文學誌向不可謂不大。因為它跟人的生命誌趣、生命需要和熱愛連在了一起，伴隨了整個人生，伴隨著專業和家庭—沒有這樣的文學之愛，他們的人生以及事業將是完全不同的。
什麼樣的專業不需要想象力，什麼樣的工作不需要文字表達力，什麼樣的事業不需要豐富的情感介入？
所以那些平庸的專業人士，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文情懷，隻是工具式的人物，是沒有想象力的匠人，自然也是文學懵懂。比如從糟糕的工程技術人員到行政管理者，從中都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大家可以隨手找一份電子產品說明書，它往往是越看越糊塗的，因為撰寫者可能就是那樣的人。他們缺乏最基本的表述能力，本來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他們卻糾纏不清，搞得非常繁瑣。這麼初步的表述，僅僅是一個電器說明書都寫不好，還指望他們造出一流的產品？所以就隻好仿製，隻好跟在別人屁股後邊抄襲，做一些沒有自尊也沒有前途的事情。
我們的語文教育已經到了這樣可怕的地步。有些大學教育，不要說上升到文學的意義去要求了，隻講基本的寫作能力，連文從字順都做不到。初高中生就能解決的文字表達，現在有的大學本科以至於碩士生博士生都解決不了。這就不僅是可悲，還包含了巨大的危險和危機—整個社會處於人文知識與能力的嚴重缺失期，這一切將極大地危害到社會，讓我們無法依循正常的生存倫理去生活，社會功能和價值體係都將陷入紊亂。
在一個一心追求技術和利益的實用主義族群裏生活，不會有什麼尊嚴和幸福。滿街都是利益動物，到處都是實用主義，一個人被這樣的氣氛簇擁和包圍，想過有尊嚴有秩序的生活，那是斷不可能的。
剛才說的是文學立誌，這不禁讓我們想到，整個的人文水準和社會氣氛，離這種“立誌”的狀態還有十萬八千裏。前邊說了那些登山的教授們，他們的事業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就，起碼是具備了深厚的人文素養，他們有過文學的誌向，並且有過深入的操練，有操守和情懷。
有人喜歡權力，認為這是最體麵最風光的人生。可是做行政管理的人需要具備更強大的人文關懷。我們的社區如果交給一個連一句話都寫不通順的人，一個行為野蠻的人，一個公開以敵視文明為榮的人，那會意味著什麼？這樣的權力越大，造成的災難也就越大。目力所及，凡是管理上造成許多重大損失的，其中絕大部分是依仗了野蠻，也就是說將一些素質極低的人放在了權力的位置上。他以自己的野蠻統轄和改造了所在的地區，就是這樣。
一個人的文學立誌，可以讓其成為作家，也可以讓其成為一般的文學愛好者。從文學專業上看，他可以放棄或部分地放棄，但詩心卻不會那麼簡單地離去。
所以說僅僅是熱愛，僅僅是不能放棄的文學誌向，其人生和社會的意義，也實在是不可謂不大。一個人一生向往詩意，向往完美，向往語言，向往想象，走入理性，就不可能是一個粗劣的野蠻人，就會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組成部分。
三
另有一些人不僅從很早開始立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現自己真的具有這方麵的才能。他們的文章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一直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讚賞。在少年和青年時期得到的鼓勵非常重要：許多人都有印象，當年的作文被老師在講台上讀作範文的，所引起的興奮大概不亞於後來在刊物上發表一篇作品。這讓人到很久以後還念念不忘。
為什麼這種鼓勵讓人如此興奮？因為這是源於個人心靈的東西，是真正的創造，所以種種鼓勵最終也要返回心靈。第一次表述精神世界，並且形成了文字，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最初的文字創造能力得到了展示，怎樣營造氣氛，傳遞意識，感動別人，得到共鳴，這必然是很深刻很特別的記憶，於是就很難忘記。
立誌要做一個作家，一個以文字為生的人，讓自己的文字和思想傳播於世的人，最初的鼓勵會深深地影響他。但立下宏大誌向是一回事，成功與否又是另一回事。因為這條路上的人很多，隻有一直往前，走到遙遠的地方，人才會漸漸稀少下來。
每個人都會隨著生活實踐和社會現實，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不停地校正，作一些改變。
有人獲得了最初的鼓勵更加堅持下來，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其中的佼佼者不斷發表作品，出版書籍，正一步步靠近原來的誌向。後來一切如願，漸漸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出版了很多書，獲得了很多獎勵。果然如此，他的努力沒有白費。
這些成功促使他把目標定得更高。其中的一部分人想利用文學的成就和影響力獲得更多，比如權力，比如最著名的獎賞。圍繞這些，他們會自覺不自覺地作出很多努力，設計自己的道路。文學生活不是獨立於社會的，它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這種文學上的設計，必然要包括諸多策略。什麼人際關係，營銷炒作，內外有別，上下通暢—當然還需要越來越辛勤的勞動和刻苦學習。諸多因素綜合起來，與遠大的誌向互相匹配，一直向著文學上的“大成功”進發。
這時文學經驗和社會經驗全麵積累，身份和名聲相匹配的各種職銜也有了，多版本的作品也有了，收入已經不再是問題—許多機構都不再忽略他，真正是名利雙收，一張小臉木生生的，不苟言笑，遮掩著內心的欣喜。
中國積弱多年，文化十分蒼老，經濟剛剛起步。過去我們常講的一句話是“弱國無外交”，意思是當這個國家很弱小的時候，外交官是沒法當的，因為對外國人說話是沒有分量的，手裏沒有砝碼與對方交換。所以說在清代，外交官都感歎：我們這個國家太弱小了，總要仰人鼻息。現在稍有不同，話語權有了一些，但文化上總想“走出去”。私下流傳一句話叫“弱國無文學”。就因為文化上的不自信，把西方看做了文學的中心。
這種不自信就影響到了基本的判斷，對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藝術，沒有了感動力和辨析力。西方給一個賞識或幾句誇讚，頭腦立刻熱起來了。
孫中山先生在世時談外國與中國的關係，說過一句話，即“聯合所有能夠平等待我之民族”。這裏有一個前提，就是“平等待我”。而現在由於長期積弱，還由於冷戰等曆史原因，有多少西方人能夠平等待我們的文學藝術？能夠冷靜地無偏見地對待我們的文學藝術？事實說明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是熱衷於買進賣出的商人，或者是抱有成見，認為隻有自己那裏才有真正的文學藝術，而我們隻配做窺視的標本，完全不必作為語言藝術去研究。他們更注目粗糲和尖叫。這是多麼不幸和悲哀。
西方確有一些文學從業者，更包括投機文化產業的商人，對待東方常常離開了文學的標準。文學不能等同於聲色犬馬，也不是什麼匿名信和大字報，它需要相應的思想與藝術含量—首先應該是真正的語言藝術，有直麵人生的真勇，能沉潛和哲思，具備深邃的批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