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古典複興建築，與古典的建築有一個巨大的差異就是，古典建築是以神廟和宮殿建築作為代表，而古典複興建築以銀行代替了神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將對神的信仰轉換成了“金錢拜物教”。
在英國，羅馬複興建築最典型代表是英格蘭銀行。“英格蘭銀行不僅僅是一個金融機構，而且是一個新階級的權力象征，英格蘭銀行是權力從舊式貴族階級轉移到新興的資產階級手中的象征和標誌”。這個建築的設計人是我們前麵已經提到過的約翰·索恩。它的外麵和內麵都是羅馬複興式的，但已經有了希臘複興的因素，舊利息大廳的天窗下，16個少女雕像，完全是伊瑞克提烏姆的廊柱的仿製品。這所銀行建築物的重要意義在於使用了鑄鐵和大量玻璃，利用它們創造了多種天窗和采光亭的新式樣。
法國巴黎的萬神廟是屬於將“希臘風”滲透到羅馬式建築中去的典範。法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據點，也是古典複興運動的中心。法國大革命前後已經出現了像巴黎萬神廟（Pantheon，1775～1792）這樣的古典建築，它是由蘇夫洛（J。G。Soufflot）設計的。萬神廟是祭祀巴黎守護者聖什內維埃芙的教堂，1791年成為國家重要人物的公墓，改名為萬神廟。它是法國18世紀最大的建築物。啟蒙主義的建築典範。它位於聖什內維埃芙山上，平麵是希臘十字式的，寬84米。西麵廊柱有六根科林斯式柱子，高19米，頂上為三角形山花。中央大穹頂下麵由細柱支承。穹頂是三層的，內層直徑20米，中央有圓洞，可以見到第二層上麵的粉彩畫。外層穹頂也用石砌，下緣厚70厘米，上麵隻有40厘米，穹頂尖端的采光亭最高點高83米。穹頂是模仿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但是它沒有聖保羅大教堂的神秘的宗教氣氛，而具有世俗的，富麗堂皇的風格。
法國的羅馬複興式建築，最主要的是為了炫耀拿破侖的政府功績，這部分建築基本上完全是依照古羅馬的形製，是典型的古典複古主義作品，被稱之為“帝國風格”（Lestyle Empire）。“這些建築的政治象征性遠遠大於實際功能性。”（王受之語）。其主要代表作有維格諾（P。Vignon）設計的瑪德林教堂、維尼翁（Barthelemy Vignon，1762～1829）設計的軍功廟等。
軍功廟是1799年根據巴黎的旅大拉教堂（L’eglise Ste-Marieh-Madeleine）的基址改建的，用作陳列戰利品。拿破侖指定它“應該是廟（Temple）而不應該是教堂”。在拿破侖帝國覆滅後，又改稱舊名抹大拉教堂。它星典型的羅馬圍廊式廟宇。軍功廟的柱式是羅馬科林斯式，正麵8根柱子，側麵18根。如果從柱礎外側度量，廟宇寬44.9米，長101.5米。柱子高19米，基座高7米。柱間距完全相等，柱廊後麵是大片粗牆石，線條都是死板僵直的。軍功廟的大廳由三個扁平的穹頂覆蓋，而穹頂是由鑄鐵做骨架的。
凱旋門是最具羅馬風格的。在這個時期有帕格林（Palgrin）設計的艾托爾凱旋門（1806～1836）、拿破侖的“演兵場凱旋門”，都是羅馬風格的典型代表作，而雄師凱旋門則是其中最著名的凱旋門。
雄獅凱旋門（Arcde Triomphe）位於香榭麗舍大街西端的戴高樂廣場（原稱明星廣場），又稱明星廣場凱旋門。1806年，為紀念法國軍隊在著名的奧斯特裏茨戰役中打敗俄奧聯軍，拿破侖一世決定建造此凱旋門，並於1836年落成。設計人是J。F。查爾格林（Jean-francois Chalgrin，1739-1811）和布洛埃。1854年由阿爾潘德設計建造了環形道，有12條林陰道在此交彙。凱旋門是香榭麗舍大街的門戶。它高48.8米，寬44.5米，厚22.2米，正麵券門高36.6米，寬14.6米。這樣高大的建築采用最簡單方形構圖，由簷部、牆身和基座構成。外牆的正麵和北麵兩側上的“馬賽曲”組雕，是由法國雕刻家F。呂德（F。Rude，1784～1855）所作，尺度非常大，一個人像就有5～6米高。凱旋門的內壁上刻有拿破侖的96個勝利戰役的浮雕。這使得凱旋門成為格外莊嚴、格外雄偉的紀念碑式的建築。
在這之後，羅馬複興的建築思潮便在法國盛極一時。其中非常重要的建築就是波爾多劇院。波爾多劇院（Le Grand Théatre，Bordeaux，造於1775～1780），寬46.5米，長85米，有12根科林斯式的大柱子。它和意大利米蘭城的拉斯卡拉劇院（La Sca La，1776）一樣，標誌著馬蹄形多層包廂式觀眾廳的成熟。
美國獨立以前，建築造型都是采用歐洲式樣，所以古典複興建築在美國曾盛極一時，尤其是以羅馬複興為主。1793年始建的美國國會大廈（Housesof Parliament），最初的設計人是威廉·桑頓（W。Thornton，1759～1828），由斯蒂芬·哈利特主持，後由詹姆斯·霍本（James Hoban，1762～1831）代替。這個建築是羅馬複興的範例，它仿照了巴黎萬神廟的造型，極力表現雄偉的紀念性。1828年建成，但是由於戰爭的破壞，到1851～1867年重建和擴建，由沃爾特（Thomas U。Walter，1804～1887）負責，增加了兩翼和中央大廳的穹頂，是個鑄鐵殼體，用以表達國會參、眾兩院權力機構的莊嚴寓意。這個政府建築充分顯示了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尺度巨大的完整建築群。
哥特複興建築
浪漫主義是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活躍在歐洲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另一種主要思潮，它在建築上也得到了反映。
浪漫主義一方麵倡導“回到中世紀”，在建築領域與哥特式建築相聯係，因此，浪漫主義思潮又稱之為哥特複興思潮。哥特複興大致是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30年代。意大利建築學家L。本奈沃格說，自從18世紀中葉以來，建築思想中出現了模仿哥特式建築的可能性，而不是古典形式，其現象出現在整個新古典主義圈子的邊緣部分，時隱時現，含蓄地確定了選擇新古典主義所慣用的特征。在18世紀，哥特式形式的運用似乎是追求異國情調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學意味。1742年，蘭利（Langley）發表了一篇題為《哥特式建築的複興和改進》的探索性論文，文章試圖從中世紀的形式中推出一套新的法式，但他的嚐試沒有產生影響。德布雷（Debret）在1842年的《現代百科全書》中讚美了哥特風格。不過他把它視作一種“強烈的而瘋狂的想象，這種想象似乎已經把夢想變成了現實。”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夏多布裏昂對哥特式建築非常愛好。維克多·雨果在1831年寫的小說《巴黎聖母院》，第二年再版時又增加了三章。這本書被認為是“天主教式的民族信條和修複（如果不是複興的話）哥特式建築的宣言”。他要激起的是對民族建築的感情。
哥特式建築是與古典建築相對立的，我們在薩默生的《古典的建築語言》中就非常清楚地了解了這一點。然而在帕瑞克·紐金斯看來，對於追趕潮流的建築師來說，中心問題和常有情況，是要找到一種反映時代變更的風格。他們從100年前古典主義的理解和經驗上繼承了其形式語言的明確性，尤其是古典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建築藝術對權威的表現。它們各自都需要權威，哥特式成了古典體係的對手。經過文學上的浪漫主義運動，人們終於發現，哥特式風格那種高聳入雲的尖塔形式才是喚起想像力與神秘感的適當背景。當時，有許多其他風格，如文藝複興風格、巴洛克風格、中國風格和撒克遜風格，而且每年都有新風格出現，但是古典主義風格與哥特式風格在這場風格戰爭中是主要敵手。特別是再次流行的哥特式按常規成長並且成熟了——由表麵的獵奇到深入的理解，進而到得心應手的自由表達。確實，哥特式建築能夠“喚起想像力與神秘感”。同時對於它的再次流行，並不是表明人們的消極或者說反動，而是一種循環和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