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魯迅當年因不聞文壇之“戰叫”而倍感岑寂；中國那時的大小知識分子，無不因頭腦的營養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種背景下，尼采“麵包”來了；佛洛依德“麵包”來了。在大小中國知識分子眼裏，它們是“精白粉麵包”，似乎，還是夾了“奶油”的。
與水往低處流相反，“佛尼溶岩”是往中國知識結構高處流去的。
撇開佛氏不論，單說尼采——倘一名當時的大學生，居然不知尼采，那麼他或她便枉為大學生了；倘一名碩士生或博士生在別人熱烈地談論尼采時自己不能發表一兩點見解以證明自己是讀過一些尼采的，那麼簡直等於承認自甘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學裏的講師、副教授、教授乃至導師，關於尼采和學生之間毫無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語言的交流，那麼仿佛他的知識結構在學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問題了。
這乃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們的知識“追星”現象。或曰“趕時髦”現象。雖不見得是怎麼普遍的現象，卻委實的是相當特別的現象。此現象在文科類大學裏，在文化型大小知識分子之間，遂成景觀。在哲學、文學、文化藝術、社會學乃至人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諸方麵，尼采的思想水銀珠子，閃爍著迷人的光而無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學，真的那麼包羅萬象嗎？
台灣有位詩人叫羊令野。他寫過一首很淒美的詠落葉的詩。前幾句是：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著滿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普遍的中國大小知識分子，其思想貌狀，如其所詠之落葉，好比剝去了皮膚，裸露著全部的神經。或裸露著全部的神經出國去感受世界；或裸露著全部的神經在本土擁抱外來的“聖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擁抱，都引起劇烈的抽搐般的亢奮一“痛並快樂著”。
從那時至今，對於中國大小知識分子影響之久、之廣、之深，我以為無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細分析起來，其影響又分為四個階段。或反過來說，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藉尼采這張“西方皮”，進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靈魂的蛻變。
第一階段：能動性膨脹時期。主要從尼采那裏，“拿來”一廂情願的“改良”者的野心。區別隻不過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類；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尤其文人型知識分子們，恰恰由於文化方麵的自卑心理，已慚愧於麵對世界發言，而隻企圖“改良”同胞了。這其實不能不說乃是一種積極向上的願望和姿態，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為連魯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連“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都未能達到之目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們，也是難以接近那理想的。一國之民眾是怎樣的，首先取決於一國之國家性質是怎樣的。所謂“道”不變，人亦不變。所以，在這一時期，“尼采”之“改良”的衝動體現於中國知識分子們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詩體的囈語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個人主義”的；而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卻有著“集體主義”的性質……
第二階段：能動性退縮時期。由於“改良”民眾力有不逮，“改良”國家又如紙上空談，甚至進而變為清談，最後僅僅變為一種連自己們也相互厭煩的習氣。於是明智地退縮回到自己們有“根據地”性質的領域，亦即“生長”於來自於的領域。
這當然隻能退縮到文學、文化或所謂“學界”的領域。
那時他們的口頭禪是“話語權”。它並不是一種法律所要賦予人並保證於人的“話語”的正當權力。對於社會大眾是否享有這樣的權力他們其實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所要爭奪到的是以他們的話語為神聖話語的特權“製高點”。這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同類某時缺少連當局亦有的寬容，經常顯得粗暴，心理陰暗和又刁又痞。並且每每對同類使用“誅心戰術”的伎倆，欲置於死地而後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錘”砸出一個由自己的意誌“支配”的新世界。紅衛兵認為自己們是僅次於“最高統帥”的新權威，聲稱要“千鈞霹靂開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剛風”，要將他以前的人類思想吹個一幹二淨。
紅衛兵形容自己們是“東風”，要“萬裏東風掃殘雲”。
是的，他們既像尼采般自大，也像紅衛兵般狂傲。甚而，有點像蓋世太保。他們取代的野心退縮了一下，立刻又在如魚得水的良好感覺之下膨脹起來。
他們的一個特征是，幾乎從不進行原創文本的實踐。因為以此方式爭奪到他們的“話語權”未免太辛苦，而且緩慢。他們也根本不願潛心於任何理論的鑽研，因為他們所要的並非是什麼理論的成果。他們看去似乎是批評家，但是他們的所謂批評一向充滿攻擊性的惡意。他們有時也為了需要“大樹特樹”他們眼裏的“樣板”。但是被他們所“樹”者或已經死了，或已經沉寂。這時他們的姿態就如“最高的高人”指認出某些僅次於他們但高於眾人的“高人”。對死者他們顯出活著的沾沾自喜的優勝；對沉寂者他們顯出“拯救”的意味。
他們的無論什麼體裁的文本中，字裏行間跳躍著尼采文本的自戀自賞式的主觀妄想。有些文字，簡直令人覺得就是從尼采文體中“偷”來的。“偷”來的自高自大，“偷”來的浮躁激情，“偷”來的淺薄“深刻”以及“偷”來的極為表演的“孤獨”……
那是飽食了“尼采麵包”而從他們精神的“胃”裏嗝出的消化不良的思想噯氣。
其時他們的另一口頭禪便是“精英”。這一詞在報刊上的出現率，與後來的“浮躁”等量齊觀。它在他們的文章和語感中，浸足了“我們精英”的意識湯汁。其方式每以圈點“精英”而自成“精英”。既然已是圈點“精英”之“精英”，其“話語特權”當然天經地義至高無上。於是文化思想界的“精英”，似乎與商企界的“經理”一樣多起來了。如是“精英”們中的某些，一方麵表演著思想的“獨立”，一方麵目瞟著官場。在他們那兒，其實“最高的高人”，便是最高的高官。一日受青睞，其“獨立”的思想，隨即官化。他們有一種相當傑出的能力，哪怕僅僅揣摸透了官思想的隻言片語，便如領悟了“真傳”，於是附應，且仍能特別“精英”的模樣……
然而後來有一種比他們所自我想象的那一種作用更巨大的作用，便是商業時代本身的能動性。後者以同樣粗暴甚至以同樣刁和痞的方式，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取代什麼的時候，取代沒商量地取代了他們，連同他們所夢想的話語特權……
於是他們再也無處可以退縮，在最後的“根據地”萎縮了。
第三階段：能動性萎縮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尼采弟子”們分化為兩個極端相反的方麵。他們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趕快去恭迎商業時代這一位“查拉圖斯特拉”，並雙膝齊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兩人地做出比他們曾一度所不恥的最最商業的勾當。從而證明了他們與尼采精神的本質的區別。因為尼采雖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確乎是遠離“商業遊戲”的。
他們中的另一類人，卻真的開始“回歸”自我，在自己們的一隅精神世界裏打坐修行。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們原本就是具有某種精神追求標準的人。也足以證明他們先前所扮演的尼采式的社會角色，是發自內心的力圖積極作為的一種知識分子的良好願望，而非嘩眾取寵裝腔作勢的虛假姿態。他們和前一部分人從來就沒一樣過。盡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對於前一部分人，尼采是一張“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們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對於他們，尼采是當時從西方飄來的惟一一團新思想的積雨雲，他們希望能與之磨擦，產生中國上空的雷電，下一場對中國有益的思想的大雨。隻不過尼采這一團雲，並不真的具有他們所以為的那麼強大的電荷……
他們無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籬自我幽禁，分明的乃是中國當代某一類思想型知識分子的心理失落、失望和悲觀。
尼采那種仿佛具有無邊無際的自我擴張力的思想，在中國進行了一番貴賓式的巡禮之後，又吸收了中國思想天空的潮氣，濕嗒嗒地墜於中國當代某一類思想型知識分子的精神山頭，在那兒凝成了與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東西——一種中國特色的可稱之為“後道家思想”的東西。一種“出世”選擇與不甘心態相混雜的東西……
以上三個階段，即從自我能動性的膨脹到退縮到自我幽禁的過程，也是許多根本不曾親和過尼采的中國當代大小知識分子的精神錄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知識分子頭腦中隨時會自行“生長”出來的一種思想。有時它是相對於社會的一劑猛藥；有時它是相對於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遺傳病。
關於尼采其人在1844年，在德國，尼采相當幸運地誕生於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這個家庭遠離歐洲大陸的一切災難，愁苦和貧困。他的生日恰巧是德國的國慶日。這個家庭使他從幼年至青年一直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用尼采的話說：“那就是我根本無須特別打算，隻要有耐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進入一個擁有更高尚和更優美事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著……”
尼采五歲喪父。
尼采感激並崇拜他的父親——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師：漢諾威皇後、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奧登堡女大公爵、泰萊莎公主。她們都是德國最顯貴的女人。當然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極其忠於王朝的人。
尼采的“哲學”幾乎嘲諷了從“賤氓”到學者到詩人的世上的一切人們，包括上帝，而惟獨對於世上的皇族和王權現象諱莫如深。
尼采的祖先是波蘭貴族。
但他對此出身並不完全滿意。
尼采如是說：“當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蘭人自己也會常把我當作波蘭人時，當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國人時，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屬於那些隻有一點點德國人味道的人。”
但他強調：“一方麵，我毫不費力地做一個‘優良的歐洲人’；在另一方麵，也許我比現代德國人——即帝國時代的德國人，更為像德國人。”但他強調：“不過，我的母親在任何一方麵，都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樣，她曾與歌德周圍的人有過親密的接觸，經常出現在青年歌德日記裏的‘愛莫絲琴’便是她。”
毫無疑問，尼采即使不是一個血統論者，也是極其看重出身、門弟和血統的人。
故尼采認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隱秘在許多人性深處看不見的汙穢，這種看不見的汙穢可能是卑劣血統的結果。”
故尼采的“哲學”，充滿了對有著“卑劣血統”的人，即“賤氓”們的鄙視。“賤氓”在尼采的“哲學”裏，正是按“成份論”劃分的人群，而非從其他意義上劃分的人群。
尼采的成長備受嗬護與關愛——他身旁一直圍繞著惟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親，祖母，兩個姑姑和妹妹。在那樣一個家庭裏，對於一個喪父的男孩，那些女人們的嗬護和關愛是多麼無微不至多麼甜膩便可想而知。
這是尼采成年後反感女性的第一個心理原因。
一種厭足後的反感。
尼采有過兩次戀情，失敗後終生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來可愛又有教養。”
沒有結成婚姻的原因，從尼采這方麵講是“她企圖將一位思想天才玩弄於股掌之上。”
後來婚姻對尼采遂成為不太可能之事——因為他已開始多少被人認為“精神有問題”。而這基本上是一個事實。
尼采的反宗教，確切地說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學修習過神學。不少與他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恰恰是在真正係統化地接受過神學教誨而後來成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學院學生的俄國的別林斯基。過分讚揚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氣是誇大其詞的。因為“上帝”於此之前差不多已經在世人心中“死了”。因為人類的曆史已演進到了“上帝”該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尼采是有教養的。他幾乎能與周圍任何人彬彬有禮地相處。當然，他周圍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是一個“賤氓”。
尼采是有才華的。他在古典語言學和文學見解方麵的水平堪稱一流。
尼采的愛好是絕對優雅的——音樂和詩，而且品味極高。而且幾乎成為他的頭腦進行思想之餘的精神依賴的愛好。
尼采是一個天生的思想者。是一個迷戀思想活動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思想狂。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究竟是“思想強迫症”使尼采後來精神分裂，還是潛伏期的精神病使尼采無法擺脫“思想強迫症”。
他的思想中最有價值的方麵在我看來有兩點：
一、一切道德應該尊重並建立在承認人首先是自私的這一前提之下，而不是建立在想象人應該是多麼無私的基礎之上。
二、這個世界發展的真相與其說是由爭取平等驅動著的，毋寧說更是因競爭——確乎，尼采以前的人類曆史證明了這一點。
但即使關於以上兩點，也絕非尼采思想的“專利”。在他之前，東西方的哲學家們幾乎無不論及此點。
尼采的生活方式是純潔的——遠避聲色犬馬。類似康德的那一種禁欲的生活方式。隻不過比康德在乎對美食的享受。
“我甚至在音樂和詩歌方麵也早已顯示出偉大的天才。”
“我對自己有一種嚴厲清潔的態度是我生存的第一個條件”。
“恐怕他們（指他的國人）會評判過關於我的事情……”
“然後事實上很多年以來，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種嘲弄。”
“在一種善意待我的態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態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
“周圍一片偽裝……”
以上文字，比比皆是地出現在尼采的自傳《瞧，這個人》中。
“尼采迷”們便認為這正是他狂得可愛和敏感得恨不能將其摟抱於懷大加撫慰的“鮮明的個性”之自我寫照，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責任心的精神病醫生，都不會不從精神病學經驗方麵加以重視。
自戀，妄想，猜疑，神經質般的敏感——在今天，這些其實已成為早期診斷精神病的一種經驗。
因而有才華的尼采首先是不幸的，其次是值得悲憫的，再其次才是怎樣看待他的“哲學”的問題……
尼采又是孤獨的。
執迷地愛好思想的人，內心都是超常地孤獨著的。頭腦被妄想型精神病所侵害著的人，內心也都是超常地孤獨著的。
尼采的心不幸承受此兩種孤獨。詩人的氣質，思想的睿智，思辯的才華，那以令人扼腕歎息地被精神病的侵害降低了它們結合起來所理應達到的高質量。
在他那優美散文詩體的思想絮片之下，在他那些亢奮的，激情灼人的，浪漫四溢的“哲學”禮花的絢麗後麵，我們分明看到的是人類一顆最傲慢的心怎樣被孤獨所蝕損。
在這一點上尼采使我們聯想到梵高。
尼采在無憂無慮的體麵生活中，被“思想強迫症”逼向精神分裂；梵高在朝不保夕的落魄的生活中，被“藝術強迫症”逼向同樣的命運。
他們反而在那過程中證明了各自畢竟具有的才華，此乃人類的一種奇跡。
尼采的孤獨又體現著一部分人類之人性的典型性——即在人類那部分既“文化”了又執迷於思想的知識分子們的內心裏，上蒼先天地播下了孤獨的種子。他們的理念路線，常誘導他們去思想這樣一個亙古命題——人生的要義究竟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