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大多數人能夠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國家幸事，已然是中國人幸事。而時下的大文化似乎總在齊心協力地誘惑人們——富有的生活早已擺在你麵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許多當代中國青年，麵對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睜著兩眼說瞎話的傳媒，內心既不但痛苦、沮喪，而且倍感低賤和屈辱……
與從前時代的中國青年相比，當代之中國青年，半數以上在確確實實地迷惘著。甚至，也可以說確確實實地體會著另一種不幸……
然而，中國畢竟在向前發展著。
撲朔迷離的中國經濟，近年正出現著有根據樂觀的拐點。
時代變了，是為“道變”。
“道”既變，人亦必變。
變了的時代，衍生出新的時代人。新的時代人不可能適應從前的時代（盡管他們對現在也不見得多麼適應），因而他們不會讓時代退回到從前，因而他們必將時代繼續推向前去，並在此過程中漸漸適應他們所生逢的時代，並漸漸提高他們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動力……歸根結底，時代發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實意味著的是這樣的法則——倘新的時代人衍生出來了，他們解決他們和時代的關係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們與時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動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為他們明白，他們的希望在前頭，而不是在從前……窗的話語
當人的目光注視在另一個人的臉上，吸住它的必是對方的眼睛。是的，是吸住，而不是吸引住。也就是說，哪怕對方並不情願你那樣，你的目光還是會不由自主地那樣。好比鐵屑被磁石所吸。好比漂在水麵的葉子被旋渦所吸。倘對方真的不情願，那麼就會靦腆起來，甚而不自然起來。於是垂下了頭。於是將臉轉向了別處。於是你立刻意識到了自己那樣的不妥。如果你不是一個無理的家夥，那麼你就會約束你的目光別繼續那樣……
當人走近一所房屋，或一幢樓，首先觀看的，必是窗子。
窗是房或樓的眼睛。
從前的哈爾濱是一座俄僑較多的城市。在一般的社區，他們居住在院子臨街的房子裏。俄式的房子裏。那些房子一律人字形脊。一律有延出的房簷。房簷下，俄式的窗是一道道風景。對小時候的我而言，具有審美的意義。我想，我對窗的敏感，大約也是兒童和少年對美的敏感吧？
普遍的俄式的窗，四周都用木板進行裝飾。如同裝飾一幅畫的畫框。木板鋸成各式各樣的花邊。有的還新刷了乳白色的、或草綠色的、海藍色的、米黃色的、深紫色的或淺粉色的油漆，凸顯於牆麵，煞是美觀。
俄式的窗帶窗柵。但又不同於柵。柵是有間隙的。窗柵卻是兩塊能開能合，合起來嚴密地從外麵遮擋住窗的木板。不消說，那也是美觀的。
於是住在房子裏的人家，一早一晚多了兩項生活內容——開窗柵和關窗柵。早晨開窗柵，它向窗的兩邊展開，仿佛一本硬封麵的大書翻開著了。夜晚關上，又仿佛舞台的閉幕。窗柵是有專用的鎖的。窗柵一落鎖，如同帶鎖的家庭日記被鎖上了。那時的窗，似乎代表著一戶人家進行無聲的宣告——從即刻起，那一人家要獨享時間了。有的窗柵朽舊了，從裂縫泄出了屋裏的燈光。而早晨窗柵一開，又意味著一戶人家可以接待外人了。開窗柵和關窗柵，是孩子的義務。中國人家也有住俄式房子的。小時候的我，特別羨慕那些早晚開關自家窗柵的中國孩子。我巴望盡那麼一種家庭義務。然我隻有羨慕而已。我家住的破房子深陷地下。所謂窗，自然也被土埋了一半。破碎的玻璃，用紙條粘連著。想擦都沒法擦。
我想，小時候的我，對別人家的窗的審美性觀看，其實更是一種對溫馨的小康生活的憧憬。其硬件是——一所看去不歪不斜的小小房子。而它有兩扇，不，哪怕僅僅一扇帶窗柵的窗。小時候的我，對家庭生活的私密性，有著一種本能的，近乎神聖的維護意識。我不知它是怎麼產生於我小小心靈中的。是別人家的帶窗柵的窗，給予了我一種關於家的暗示麼？
哈爾濱市的南崗區、道裏區、道外區，是俄式建築集中的區域。那些樓都不太高。二層或三層罷了。從前，它們的窗，是更加美觀的。四周的花邊更具有藝術意味。某些窗的上邊，有對稱的浪花形浮雕；或對稱的花藤浮雕；或身姿婀娜的小仙女或胖得可愛的小仙童浮雕。“文革”中，基本都被砸掉了。
對於童年和少年的我，那些窗是會說話的。是有詩性的。似乎都在代表住在裏麵的主人表達著一種幸福感：看吧，美和我的家是一回事啊！
中國有一句話叫“以貌取人”。
我從不“以貌取人”。
更不會以服裳之雅俗而決定對一個人的態度。
但是坦率地說，我卻至今習慣於從一戶人家的窗，來判斷一戶人家生活的心情。倘一戶人家的窗一年四季擦得明明亮亮，我認為，實在可以證明主人們的生活態度是積極樂觀的。
我家住在一幢六層宿舍樓的第三層。那是一幢快20年的舊樓。我家住進去也有十幾年了。我家是全樓惟一沒裝修過的人家。但我家的窗一向是全樓最明亮的。每次都由我親自一扇扇擦個夠。我終於圓了小時候的一個夢——擁有了數扇可擦之窗的夢。我熱愛那一份家庭義務。起初我擦窗像猿猴一樣靈活，一手扳著窗欞，一手拿抹布。手裏是濕抹布，兜裏是幹抹布。腳蹬才兩寸來寬的外窗台，身子穩穩的。看見的人便說：“小心點兒，太玄！”我還敢扭回頭答道：“沒事兒！”每次都那麼擦上兩三小時。後來不必誰提醒，從某一次起，我自己開始往腰間係繩子了。再後來係繩子也覺不安全了，於是裝了鐵柵。虧我，其實非是為了防盜，是為了擦窗方便。現在，站在墊了板的鐵柵上，我也變得小心翼翼的了。總擔心連人帶鐵柵一齊掉下去。現在的我已不是十幾年前的我了。我不得不暗暗承認我許多方麵都開始老了。
哪一天我家也雇小時工擦窗了，我會悲哀的。
心情好時我擦窗。心情不好時我也擦窗。窗子擦明亮了，心情也似乎隨之好轉了。
我勸住樓房低層尤其平房的朋友們，尤其男人，尤其心情不好時，親自擦擦自家的窗吧！試試看，也許將和我有同樣體會。在生活中，有時我們花很微不足道的錢雇他人在最尋常之方麵為我們服務，自認為很值。其實，我們也許是在賣出，甚而是賤賣原本屬於我們的某種愉快。
我下鄉後，有次以團報導員身份到某連隊去采訪一位先進人物，翻山涉水，獨行二十幾裏，走得渴了，見一片樺林中有孤零零的一幢小草坯房，前去討水喝。主人是一對中年夫婦為某連隊養蜂才住在那兒的老職工。他們那小草坯房的窗，令我歎為觀止。窗的四周，用美麗的樺皮將坯包嚴了。樺皮有黃白兩色。且紋理不同。他們竟利用那一種顏色和紋理的差別，經過“剪裁”，拚對出了賞心悅目的圖案。看上去古色古香。宛如今天裝修公司別具匠心的設計。光滑的樺皮窗台上，罐頭瓶裏插滿開得爛漫的野花。
他們告訴我，窗台是草坯房最容易被暴雨淋塌的地方。所以就地取材，想出了那樣的辦法。
他們自我解嘲地說：“不是沒有磚沒有水泥嘛！這是小孩子過家家似的辦法啊！”
我不禁讚道：“真美，可惜……”那男人見我不說下去，奇怪地問：“可惜什麼？”我吞吞吐吐地回答：“隻有我一個人欣賞到了。”那女人卻說：“也不隻你一個人說美。來過的人都說美。我們也不是為別人才費事的啊。自己看著好看，自己心裏有份兒高興啊！”
而我，那時間大覺感動。
感動於在那種差不多與世隔絕的地方，那麼普通的一對中年夫婦，過著那麼簡陋的生活，心靈中竟保持著對美的那麼天然又那麼細膩的追求。
在蘇聯政權剛剛建立的困難歲月，列寧的夫人負責著兒童少年保障委員會的工作。有一天她的秘書將一幅孩子畫的畫送給她看——畫上是一個正方形，正方形內有鋸齒線條，還有一個圓。畫的題目是——《我看到的美》。克魯普斯卡雅困惑，命秘書去那孩子家了解。秘書回來彙報，那孩子的父親犧牲了，母親重病著，臥床不起。那孩子沒法去上學。母子二人住在一間小小的閣樓裏。那孩子畫的是玻璃破碎了的天窗，和正午才可望見的太陽……
列寧的夫人即令送去麵包和木柴。
衛國戰爭期間，母親將兒子送上了前線。
母親說：“蘇維埃給予過我麵包和木柴，現在我報答她我惟一的最寶貴的兒子。”
我的一名知青戰友，返城後，一家三口租住一間潮濕的地下室。一住就是十來年。他的兒子，從那地下室的窗，隻能望見過往行人的形形色色的鞋和腿。於是畫以自娛。父親大為發火，以為無聊且庸俗。現在，他23歲的兒子，已成小有名氣的新生代漫畫家。
地下室的窗，竟引領了那孩子後來的人生。
我曾到過一個很窮的鄉村，那兒竟有一所重點高中。據說學生隻要進入了那所高中，就等於一隻腳邁進了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重點大學的校門。冠其名曰重點高中，其實校園很小，教室和學生宿舍也舊陋不堪。令我驚訝的是，學生宿舍的所有窗幾乎都從裏麵封上了。用的是厚塑料布加木條。
我問：“這些窗……為什麼是這樣的？”
校長回答：“這不冬天快到了麼？我們江南沒暖氣，為保暖。”
我又問：“夏天呢？”
答：“夏天也這樣。山上鳥多，學生們需要的是寂靜。”
“那……不熱嗎？”
“熱當然是會熱的。但如果窗是玻璃的，人就難免會往窗外望啊！我們的學生在宿舍裏也習慣了埋頭看書。學校要將窗安上玻璃，他們還反對呢！”
望著進進出出的學生們蒼白的臉，我默然，進而肅然。他們的上進，依我看來，已分明的帶有自虐的性質。我頓時聯想到“懸梁刺股”的典故。
窗代表他們，向我無言地訴說著當代中國窮困的農家子女們，鯉魚躍龍門般的無怨無悔一往無前的誌向。
我隻有默然而已。隻有肅然而已。
我以為，最令人揪心的，莫過於《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大雪天凍死前所凝望著的窗了——窗裏有使她饞涎欲滴的烤鵝和香腸，還有能使她免於一死的溫暖。我以為，最令人肅然的，是監獄的窗。在那一種肅然中，幾乎一切稍有思想的頭腦，都會情不自禁地從正反兩方麵拷問自己的心靈，也會想到那些沉甸甸的命題：諸如罪惡、崇高、真理的代價以及“一失足成千古恨”……
夜半臨窗，無論有月還是無月，無論窗外下著冷雨還是降著嚴霜還是大雪飄飛，誰心不曠寂？誰心不惆悵？
窗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似人心和太虛之間一道透明的屏障。大約任誰都會有“我欲乘風歸去”的閃念吧？大約任誰都會起破窗而出，融入太虛的衝動吧？
斯時窗是每一顆細膩的心靈的框。
而心是框中畫。
其人生況味，惟己自知。
窗是家的眼。
你望著它，它便也望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