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閱讀乃人類古老、悠久而又良好的習慣。我們寫作者是為人類這一習慣服務之人。我認為在人類全部可愛的狀態中，閱讀的狀態是最為可愛的，也幾乎是最靜美的狀態。無論男人或女人，也無論哪一年齡階段的人，隻要他或她是在閱讀著，那情形都是富有幾分詩意的。我少年時曾看過一部前蘇聯的衛國戰爭題材的電影，有這樣幾處鏡頭至今烙印在我的腦海裏——前沿陣地的戰壕一片異乎尋常的死寂，老兵緊握槍支，皆緊張地期待著衝鋒號吹響。而一名年輕的士兵，卻仍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書……自然，他在衝鋒中犧牲了。那一本書從他懷中掉在地上，書頁在炸彈形成的氣浪衝擊下快速地翻動不止，像被大風吹的那樣……
於是少年的我常想，那是什麼人寫的一本什麼內容的書呢？它為什麼就那般地吸引那名衝鋒前的士兵呢？寫成那麼一本書的過程究竟要耗多少心血呢？作為寫成了那麼一本書的人，倘知一名士兵在戰壕裏，在犧牲前還讀過他的書，他將多麼的被感動啊！…
這一記憶烙印，曾使少年的我認為文學是很神聖的。
如果諸位覺得那不過是電影裏的鏡頭，那麼我想告訴大家，我曾收到過數封偏僻而貧窮鄉村男女孩子寫給我的信——信中寫著向我要書的話。其中一個孩子如此寫道：叔叔，請寄給我們一些書吧。無論是你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的。要知道書對於我們這些買不起書的窮孩子，就像新衣服能使你們城裏的孩子漂亮一樣重要啊！……
那孩子的比喻使我深思。
關於這一點，湖南的作家譚談一定比我有更深切的體會。因為他曾直接走到過那樣一些孩子之間，並隨後向作家們發出了捐書的倡議。我也收到了他的倡議信。
我認為書是足以使人有氣質的事物。當然，人須讀它。閱讀能使男人變得較有修養；能使漂亮的女人更漂亮，能使不怎麼漂亮的女人看去也有幾分漂亮了。但這顯然是一種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一瓶“增白露”之類或許真的能使人的臉龐變得白皙一些。但讀一本或幾本書，卻並不能使人便有了所謂“書卷氣質”。
諸位請細想想吧，在人類的諸種氣質中，哪一種氣質是比書卷氣質更可能使人與人之間感到平等起來的氣質呢？我的意思是說，世人分官職的大小；分身份的高低；分財富的多少；甚至，分運氣的好壞，這都是無奈之事。嫉妒也是白嫉妒的事。但惟讀書這一件事，惟書卷之氣質有無這一件事，乃相比之下人最容易實現之事。
所以，我們是為人類的，具體說，是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閱讀習慣服務的人，未嚐不是我們的幸運。但是，讀書並不專指讀小說。愛讀書的人也並不一定非是愛讀小說的人。在當今這樣一個文化空前繁榮，出版業空前發達的時代，我覺得，作家反而應越來越認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是平凡的。我甚至進一步認為，文學也越來越是文化這一棵大樹上幾片平凡的葉子。此樹新枝新葉漸多，此時代文化的季風經常，故而文學的葉子每有被另外的葉子遮掩的時候。但遮掩也不過就是一時的遮掩，並不意味著文學的葉子自行脫落了。更不意味文化之樹再也不生長文學的葉子了。我的眼分明地看到——在另外的葉子的紋絡中，依然呈現著文學的特殊意向。那是文學的基因。影視如此；戲劇如此；都說網絡使文學有了新的載體。但我們這樣反問呢？——網絡如果沒有了文學的介入，它還能也算是一種文化的現象麼？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的語文課本中，都不能沒有文學的內容。倘沒有了文學的內容，語文簡直就不再是語文。每一所大學裏都有學生們自發組成的形形色色的文學社。甚至，某些中學裏也有。大約兩年以前，我到中國音樂學院去聽一場音樂會，發現告示板上寫著：“文學社的同學，請於……”
文學和其他的姐妹藝術，往往就是這樣的形影不離，親密無間。
所以我想說，這一點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還是——我們作家的欣慰。
在一次關於文學，具體說是關於小說的話題會上，我曾提出“現在誰們在看小說”的問題。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乃因我接觸過這樣一些當代知識分子——他們是讀書的，但他們極少看當代的中國小說；他們是具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和文化見解的，但他們的文化素質非是由於看小說而形成的；不看小說確乎並不妨礙他們是當代優秀的男人和女人。
我進而作了這樣的比較：從一個世紀以前朝曆史倒溯地望回去，看小說是挺貴族的事情。談小說是沙龍裏的事情。一位貴婦人或一位中產階級女性捧著一本小說看，直接的就意味著是一種有文化的明證。並且，勿庸置疑的是一種優雅。然而現在是有些不同了，大一大二的學生也許是最熱衷的小說讀者。他們在初中高中時因學業的壓迫，幾乎少有時間和精力看小說。我多次在檔次不同的電梯裏，發現開電梯的姑娘在看我和我們的某幾位同行的小說，包括我們中自視特高的同行的小說……
我的話當即遭到有人氣憤憤地反對。反對者認為我是在貶低小說。
我為什麼要貶低小說呢？
我隻不過指出一種我覺出的文學現象而已。
影視的藝術，提出現在誰們進電影院，現在誰們晚上瞪著電視機看電視連續劇的問題，是絕不會影響了影視水平的提高的。退休的老漢們聚在一起哼唱幾段京劇，絲毫也不妨礙我們視京劇為國粹。連開電梯的姑娘都看我輩的小說了，恰證明這時代在文化方麵進步到了多麼可喜的程度。
這就好有一比：莊稼人勞作的間歇抹了把臉上的汗自言自語一我們播種和收獲的是多麼尋常的東西，卻立刻有溜達到壟畔地頭的家夥斷喝：“嘟，不許謗損大好的田園風光！”
他們自己卻從未體驗過莊稼人勞作的辛苦。
正如總企圖將小說也總企圖將文學束之高閣，誇誇其談的某些人，其實隻不過企圖往自己身上胡塗亂抹幾道偽裝資格的色彩。而他們卻從沒寫過小說，也不曾太體驗過爬格子的辛苦。
我是嫌惡這些人的裝腔作勢的。
我也一直在勤奮地創作著小說。除了已經和即將發表於報刊上的不提，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百花文藝出版社，正各審著我的一部長篇。
文人一向是相輕的。
或許有的同行會說——你梁曉聲的小說才隻配開電梯的姑娘去讀吧？！
被這麼認為我也不會無地自容的。
因為據我想來，小說倘非在所謂文化精英們的階層裏，而在最廣大的普通人中也是文化的糧食，那麼不啻是實現了小說的一種功能吧。
我認為，從曆史上看，小說之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兩種同樣重要的意義——它或者本身就滿足著人們最高的閱讀願望，或者成為引導人們通向那最高的閱讀願望的一種文本。於是人類的世界有這樣的規律——在那些連很多普通人都愛讀小說的國家裏，在那些真的文化精英們恰恰並不隻讀小說的國家裏，它的文化的氣氛也許反而是能隨時感到不言而喻的……
我接著要提出的一個問題—一文學首先被我們自己以平常心對待了以後，我們還怎麼寫？
這更是我現在經常對自己提出的問題。
幾年前，我在短短的一個月裏，先後接受三次外國電視台的采訪。所問都是關於“文革”的內容。我是電影廠的，我便清楚了他們預擬的是一套怎樣的采訪提綱——因為當然的，我曾是一名紅衛兵啊。
被問過幾句之後，我便示意停機，讓翻譯告訴他們：不錯，我曾是一名紅衛兵。但我在“文革”中，沒有以“革命”的名義攻擊過任何人，傷害過任何人。非但沒有，而且對某些被攻擊，被傷害，被侮辱的人，以一名當年的初中生可能做到的方式，一次次表達過我的同情。甚至，為了證明自己不肯與那一種“革命”為伍的立場，我的同情有時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公開的。今天，當年的某些師長還記著我這名當年的普通中學生，還保持著與我的感情聯係。
當年，在我的班級裏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名男同學在批判一位俄語老師時，扇了對方兩記耳光。我和另外幾名男生立刻起身退出了會場。那名男生也是與我們要好的同學。之後我們警告他——要麼他失去與我們的友誼；要麼他保證不再有那樣的“革命”行動。
他保證了，也做到了。
這不是一種多麼成熟的政治的立場。
這隻不過是一種起碼的人性的覺悟。
那樣做——我和我的那幾位要好的同學，純粹是父母傳統而又樸素的善良教育的效果；在我，既有此方麵的效果，更有文學之教育的昭示。
須知在我還是小學生時，讀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雨果的《悲慘世界》時，是怎樣的流淚不止啊。
我還讀過托爾斯泰的一篇極短的短篇。篇名我是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了，但內容至今不忘：一位青年，很幸運地被一位將軍的女兒所愛，小姐誠邀青年到她的家裏去做客。在將軍的花園裏，在最適於談情說愛的月光下，將軍正監視著部下鞭笞一名打算開小差的士兵。士兵的哀號使青年心靈顫栗。小姐卻視而不見，顯出習以為常的樣子，挽著他的手臂，依偎著他不斷地說著纏綿情話。並且安慰青年：“這很正常，以後習慣了你就不會害怕了。”
青年說：“不，小姐。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習慣的。”
他禮貌地，也是冷冰冰地吻了小姐的手一下，轉身便走。
他想——自己怎麼可能娶一位與自己根本不是一樣的人的小姐為妻呢？盡管她看起來是美麗的。
今天，我甚至沒有弄清楚，自己當年所讀那一篇小說的作者，究竟是列夫·托爾斯泰，還是阿·托爾斯泰。不過我想這不打緊。
我深信，不管是當年的我，還是別的一些當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倘多讀了些這樣的文學作品，即使臂上曾戴過紅衛兵袖標，心靈也還是會與當年的“革命”保持界線吧？
或而並不一定。但是也不打緊。
因為我要強調的是文學對人心最可寶貴的那一種正麵營養。
我後來才明白，那一種正麵營養，就是常被我們談論的“人文精神”之一方麵。
而文學的“人文精神”的品質，又使我明白，其實最高的道德是人道；最美的詩性是人性之美。
正是因了這一點，我始終覺得文學給了我很多。始終像戀愛一樣熱愛文學。並且，每每的一想到自己已是從事了二十餘年寫作的作家，備感愧對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