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思從前的閱讀經驗，常認為自己當年並沒有真的讀懂許多作家的作品。比如《賣火柴的小女孩》，所傳達的究竟是人類的悲憫心呢？還是人類的階級憎恨呢？
為什麼在我是少年的時候，隻有人告訴我後一種“主題思想”，而從沒有人告訴我其實是前一種呢？
當然，“人文精神”之對於文學，並非我以上談的那麼膚淺，那麼單一。
我關注到我們可愛又可敬的，始終對嚴肅的文學評論的使命虔誠之至的評論家雷達同誌，最近經常在他的文章中提醒我們作家萬勿放棄思考“人文精神”的文學意義。
我讚成他的主張。
身為作家，我感激他對文學的提醒。我想，文學肯定總是要載點兒什麼的。即使被歸為“閑適文學”的文本，那也還是會載著些能滋潤人性情和心情，平撫一下幾乎每個人都難免會時而產生的躁氣和戾氣的寫作意願的。構成著我們下一代之精神質量的成長背景，據我看來是比較的令他們眼花繚亂的一種文化背景。別說他們了，連我們也常覺如此。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成長著的新一代，往往將媒體所迅速又廣泛地傳播的時尚主題，以及蕪雜的信息話題，乃至雞零狗碎的文化花邊營造的熱鬧，誤當成本時代向他們所提供的基本營養，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大快朵頤，並且誤認為自己於是便通體的文化著了。我在多所大學麵臨過如下的情形——文科的自言怎麼怎麼熱愛文學的學子們，開口閉口最感興趣的是文壇上某某和某某“掐”起來了的事。而我總是不得不反問：不是邀我來談文學之寫作體會的嗎？這不是文學本身的話題啊，這隻不過是文壇上的一些事而已啊。但是轉而一想，又頗能理解他們所以那樣。
或許，在“人文精神”方麵，我們的文學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在變得平常了以後，能實現些使自身超越於平常的作為吧？
至於我自己，精神成長著的當年沒有，或確切地說從文化的話語中取消過“人文精神”這個詞彙，所以我雖曾從精神上受益過它，然而不知它是什麼。正如盲童雖吮過幾口母乳，又未經母親告之母乳是什麼一種東西，便也隻有懵懂地受益著，甚至說不清母乳的顏色。十年前開始明白這個詞彙所意味著的理念，原來與文學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甚至決定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品格，卻又難以將它在創作的實踐中繼承下來。人和牛是那麼的不一樣。牛吃的是草，擠出的卻是牛奶。人即使天天喝牛奶，卻很可能僅成為胖子。我屬於後一種人，後一種作家。從理念到創作實踐的過程，比一粒種子長成一棵麥子的時間要長得多。
我很欽佩地閱讀到在座諸位中的不少同行的作品，從最初就飽含著人文精神的虔誠。這是我們總體的文學的欣慰。
不消解釋，我也不是主張我們大家都來高高祭起一麵“人文精神”的大旗，然後以此來作為我們評價創作意義的什麼惟一標準。我隻不過有感於雷達同誌的提醒。事實上這是一批評論家理論家的提醒，以及我們某些同行的自我願望。我們在進行多樣化創作實踐中，每想及此點便好。
我覺得目前文學創作的多樣化畢竟是令人鼓舞的。文學的文本之多姿多彩，半個世紀以來從未呈現得如此生動活躍。在我看來，這主要是我這一代作家以後的文學新軍，包括在座諸位的功績。我們那時竟顧不大上在文本的創新方麵表現作為，也較缺乏這一種主動的文學追求的意識。說“我們”似乎有點兒強加於人，那麼大家就將“我們”當成站在台上喋喋不休這個“他”來認為吧。說來慚愧，多年前我曾寫文章嘲諷過那時探索文本多樣化的文學新現象。那時我的文學觀既傳統又堅定。並且有點兒視文本的新探索現象為“怪種”。
前不久我作為評委，參加了兒童少年電影“童牛獎”的評獎活動。其中一項是動畫片評獎。分成年評委和小觀眾代表評委兩組。我們成人組將優秀獎給予了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出的《寶蓮燈》。因為它是我們國產的動畫大片啊。就我看來，確乎是藝術上很嚴謹的。然而小評委們卻一致地將同樣的獎項給予了另一部動畫短片。那是一部人物形象極度誇張的漫畫式動畫短片，表現的是一位母親總疑心自己的兒子在學校裏出問題了，因而越看兒子的言行越憂心忡忡，而兒子卻是特出色的學生。當然，這樣的內容，很易獲得是學生的小評委的青睞。但如果以傳統的畫法來表現，能否獲獎卻也未必。那畫法很“異類”，我們成人評委覺得較難欣賞。而小評委們給獎的理由是它畫法的“怪”和“新”。小評委們對《寶蓮燈》的評價是“雖認真但是缺乏新意”。
我每尋思“時代的改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這句話，總覺得大概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一代新人若產生了，他們之必然與我們不同，乃是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我們無法對此點視而不見。
若我們的文學一味迎合，則顯出我們的文學其實沒了主張；若我們的文學不分析他們的要求之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則可能意味著我們的文學開始衰老了。
在文本的追求方麵，我是覺悟很遲的作家。也是因才情不足每感力不從心的作家。我衷心祝願在座諸位，日後在我們中國當代文學之文本的多姿多彩方麵，在我們中國當代漢語之文學寫作的魅力體現方麵，有傑出的，開創新文風的，貢獻性的表現和成就。我給諸位的兩點建議是：一，文學的寫作若能深深植根於自己所熟悉，所有感情的一方水土，或一種領域，自然是好事。但若能在此前提之下，使自己的作家感覺和神經，如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隨時代之風而翩然飄飛，也看到另外地方的別一種現實，那麼我以為則是更好的事了。
我是東北人。我的作家感情的臍帶連著東北。東三省承受改革的必然壓力，比之全國其他省份更大些。所以我的眼裏看到著太多的沉重。一個時期內，我曾以我的東北感覺代替了我的中國感覺。漸漸的，竟形成了一種作家感覺的板結，以為東北怎樣，中國便怎樣。更以為放眼東北，就是了解中國了。去年我到過浙江的一個小縣，即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老前輩去調研過的縣。那裏，全縣幾乎沒有了國營企業。其一切發展通過稅的方式取之於民，通過公益支出用之於民。公務人員丟掉鐵飯碗，不叫“下崗”，不叫“失業”，而說成是“站起來”了。意味著一個人的活法更其瀟灑自由了。同是中國，情況如此不一樣。作家倘能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具有著較為全麵較為準確的感覺，我認為在駕馭鴻篇巨著的當代文學時，筆下的現實圖卷將尤為開闊。這不是我的什麼經驗之談，而實在是我的自省之說。
二、廣結其他領域的朋友，躬身請教。諸位也許關注到了，前不久，幾位國內頂尖的經濟學家之間，就證券和股市的“黑幕”問題，發生了相當激烈的公開辯論。一方中的厲以寧教授是我所熟悉的，他是證券市場和股市在中國誕生的催生者之一。我也曾有機會當麵向吳敬璉先生請教過經濟學問題，具體說是大經濟學，亦即引導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健康地可持續發展的那一種經濟學，而不是引導一個公司，一個商業集團具體如何獲得最大利潤的那一種經濟學之理念是否考慮道德原則的問題。而他認為大經濟學是有道德原則的。其道德前提是建立在社會分配的大公正前提之下。所以我明白，他當然不是要反對證券市場的存在，而是憎惡這市場的黑幕現象，亦即不道德的，對廣大小股民的不公正現象。隻是他的話語表述激烈了些而已。所以，我自認為，我比較地能看清那一場辯論，其實並不是基於截然對立的觀念的辯論。因為厲以寧教授們也是無法否認證券市場之“黑幕”現象存在的事實的。雙方辯論的焦點，其實更是在這樣一點上——怎樣客觀估計那一現象……
這種明白，或自以為明白，對文學的寫作也許沒什麼直接的意義，但對於作家思想範圍的開闊，是有點意義的。我主張當代作家不成為離開了文學就無法與其他人交流其他事情的人。
我衷心祝願在座的諸位，日後成為“大”於我這一代的作家，即思想範圍豐富，並遠比我這一代開闊的作家。而且我覺得，若真能這樣，絕不至於反而使小說寫得不好。我的小說寫得不好，尤其是才情問題。而不是什麼別的原因……
歸根到底，與世界的關係無非體現於三個方麵：實用的關係；理念的關係；審美的關係。我認為一切的藝術，包括文學在內與人的關係，也無非體現於這三個方麵。
實用的關係即文學相對於人的一般趣味性閱讀習慣的服務；理念的關係即助人精神升華的服務；審美的關係即使人懂美變美的服務。
無論在以上三方麵的哪一方麵，我們服務得好，總是會有好報的。
仍保持著閱讀習慣的人也許確乎的在減少，但必將永遠存在。因為閱讀的習慣是人類的基因特征之一種。
在仍保持著閱讀習慣的人中，也許尤愛讀文學作品的人確乎地在減少，但總是減少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減少了。因為不能沒有文學幾乎等於不能沒有文字。而對文字的最合乎人性的運用便是文學。
我們因他們的存在而存在。
文學因我們的存在而存在。
他們因文學的存在而存在。
文化之樹，因我們共同的存在，而綠葉生生不息。
諸位，讓我們欣慰地，更加好好地為國人的閱讀習慣服務吧！
人文奧運與文化北京
人文奧運
“奧運”以全世界規模的體育賽事創始之後幾屆，便開始比較成熟地主張著“人文”之精神了。“人文”精神最早體現於文化藝術，與體現於“奧運”是有著內容上的不盡相同之處的。文化藝術主張的“人文”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博愛”在文化藝術中，亦即人類的人道精神。而“奧運精神”所主張的“人文”口號，更主要地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以及對世界和平的祈祝。
因而，中國提出舉辦“人文奧運”的承諾，務在自我宣傳方麵注意兩點：第一，“人文奧運”雖由我們所明確提出，但絕非中國之發明，也非一種舉辦理念的升華，而是繼承傳統。我們隻能強調我們將竭盡全力，使其傳統更加得以充分張顯，更加發揚光大。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有分寸地自我宣傳，也許我們反而會被認為在舉辦理念上誇張自我形象。同時，我們也要非常明白，我們既承諾了舉辦一次“人文奧運”，在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以及在祈祝世界和平這一美好主題方麵，就應比以往曆屆做得更突出，更具影響，更真誠和更熱情。曾有一度，“奧運”的口號，變成了“更快、更高、更強”，與“奧運”的“人文”含量相比，那一口號其實不是一個理念上更升華的口號，而是一個反而局限狹窄了的口號。所以我們在口號的擬定方麵，不應襲承地、過分突出地追隨什麼“更快、更高、更強”，而要努力重申“奧運”的平等、和平、友好的傳統。在世界軍事衝突頻頻的今天，明確此點，是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