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種狀態：負重的駱駝、沙漠的雄主、無懷的赤子。一般人們都注意於“沙漠的雄主”這一階段，以為這類“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講述的主題。但這是一種激進時代需要的“誤讀”。“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為人類文明推進的一個階段，並不是尼采所標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來，最高的境界是“無懷的赤子”，也即純任自然的嬰孩。這才是尼采欣賞並理解的人類願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經多次言說了這個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論及這個主題：“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聖人皆孩之”。
李贄“童心”說，與老子和尼采的論說也頗接近。
在俄羅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在稱讚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的時候，往往把他比之於“孩子”，如托爾斯泰就被人說很像一個孩子。
孩子的狀態，是一種無心為善、無心為惡的狀態。
以這種心態、境界主持天下，則：無論士庶善與不善，我要善；無論士庶信與不信，我要信。儒學主張邦國領袖與政府，必須行仁政、有誠信。這兩大指標，不得借口士庶“素質”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質”差不差不可知，領袖“素質”差不差則一望而知。且士庶大眾，良莠不齊，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試圖一攬子解決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這個念頭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這是駔儈交易——你給我半斤，我給你八兩（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聖賢價值理念，不搖擺、不飄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變更。
當年丘吉爾為大不列顛立下潑天大功，英國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顧這位大英雄的昔日榮耀，但丘吉爾並不因此而改變致力於英國自由事業的初心。
太宗趙炅，以他“讀老”、讀佛、讀聖賢書，且日讀三卷《太平禦覽》的知識積累和思想資源，覺悟到這個“君道”，與丘吉爾有邏輯上的相通處。這不是尋常君主可以達致的境界。
寇準“令帝複坐”
名相寇準，是一個“剛猛威斷”的人物。“澶淵之盟”，幾乎就是他逼著真宗趙恒禦駕親征的結果。他對太宗也有“剛猛威斷”的記錄。一次奏事，說來說去，太宗不聽他的，越說意見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準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稱“令帝複坐”，讓皇帝再坐下來。一直到這件事滿足了寇準的要求，寇準才退出。
但太宗還就是喜歡他這個樣子，留下一句話，被史官記錄在冊：
“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對文武大臣，往往就是這種姿態，豁達，大度，親切，不端著，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話說，就是“貴其自然”，儒學的意見就是“誠”，真實而又誠懇。
宋太宗批評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評唐太宗。他對左右說：
“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帝王的舉動，貴在自然。朕曾經瀏覽唐代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為，應是一個好虛名、好虛榮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預先做張做勢，然後去做，傳之簡冊之事，這樣自然嗎？
太宗趙炅看不慣那種為了流傳青史而矯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為。
開寶寺靈感塔與田錫的譏評
不僅“本色自然”，他還“克己複禮”。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製，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興國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譯的佛經五卷，太宗看後，覺得不錯，就對臣下說：“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作為君臣，能夠治理天下，有利於天下，就是修行。過去梁武帝動不動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經之說，也有很可觀的地方，愛卿等可以試著讀一點。我的想法是：要讓世間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於佛教中不理政事。
這是接近“政教分離”的大智慧，很得聖賢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城內興國寺，有兩個樓閣，用來安放高大的佛像，遠在都城數十裏，就可以看到這個塔閣。兩個閣樓之間有飛樓聯結為禦道。我想象那規模仿佛應縣木塔或薊縣獨樂寺，甚至還要宏闊高大。要登上六七層樓，才能見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頭，就有一人合抱那麼粗。史稱“觀者無不駭愕”，參觀的人沒有不心生恐怖和驚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