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建構一座十一層高的開寶寺靈感塔，從杭州迎釋迦佛舍利進入京師，用這來寶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儀式那一天，太宗甚至為之流淚。這塔高360尺，史載宋“營造尺”為31.20厘米，如是，則高達112米以上，費用億萬計，前後用了八年時間。竣工後，史稱“備極巧麗”。太宗似乎為此很得意。但知製誥，負責起草文書的政事堂秘書田錫上疏說：
“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眾人都認為這塔金碧輝煌，但臣認為那是塗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鮮血。
這話說得如此之狠，太宗什麼表示？史稱“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點一樣，太宗也愛聽奉承話。大宋承五代亂世而來，而五代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終於在後來的日子裏被太宗克服，從此中原一統。太宗高興，考進士時，就用《六合為家》作為試題。“六合”指東西南北加上下，總六個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這題一出，有個進士王世則很快就寫好了，內中有句：“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關。”這詞不太難懂，翻譯為白話，毫無意味，就這樣讀下去，讀幾遍，那個“氣魄”就讀出來了。大意是說六合之內都是皇天後土，日月所照都是宮禁金鑾，領土、領海、領空，不光“普天之下”，連“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稱“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為高興，將王世則擢升為進士第一人。
這麼愛聽好話的人，聽了田錫的一番譏評，卻“不怒”。
這是饒有意味的一個姿態。
如果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下罪己詔，就要改變信仰，就要拆除靈感塔，這是信佛的太宗趙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貶黜田錫，至少要斥責一番，但對於一向鼓勵官員直言的帝王，這麼做，就等於食言，這也不是太宗願意接受的格局。
當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認錯，堅決不改。但這樣就是“不誠”，而“不誠”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還可以與田錫討論，慢慢說說為何要造塔，意義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國計民生，花上億經費，做這麼個東西，與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說法，相距太遠。太宗理虧。理虧而強辯，就是“文過飾非”。而聖賢規則有一款：“小人之過也，必文！”（見於《論語·子張》子夏語錄）小人有了過錯，一定會掩飾。太宗不是小人，無法掩飾。大宋一朝的帝王有個天大的長處：講理。蠻橫的事，他們很少做；無賴的事，幾乎不做。於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隻能聽著，不做表態。
這故實讓我想起“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記錄。宋太宗仿佛齊宣王，田錫仿佛孟子，孟子對齊宣王一番譏評之後，齊宣王開始掩蓋自己的尷尬，故意對左右扯別的話頭，宋太宗則幹脆啥也不說，不解釋，也不遮掩。這種“純任自然”的姿態，是“克己”之後的一種豁達。
帝王是人類特殊的職業，但並非在人類之外，因此，人類所有的弱點，帝王也有。因為所在九五之尊過於隆崇，言動之間，即影響朝廷內外。因此，“克己”成為帝王的優秀品質。太宗不是那種“深居簡出，示人莫測”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動輒“龍顏大怒，陰沉雄猜”如漢武帝、永樂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煬帝般的人物。他總是試圖克製自己的情緒，按理性規則出牌。在帝國領袖這個位置上，他“克己複禮”的功夫做得很足，有聖賢氣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學生。
日僧奝然
日本國有個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過千裏風波，到汴梁來見宋太宗。
日本與大宋早有來往，吳越國時更與日本有過密切交流，國王錢俶還曾贈送日本很多小型寶塔。
奝然來宋時間，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達汴梁時間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與他同來的有五六人，獻上了銅器十餘尊，還有本國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還有《孝經》兩種，一種是《孝經鄭玄注》，一種是《孝經新義》。《孝經鄭玄注》是漢代大儒鄭玄做的注解。《孝經新義》是大唐越王李貞題簽，記室參軍任希古撰寫的注解。這兩部《孝經》都有“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顯然是布帛狀，不是書籍狀，但是裝幀相當豪華，看出日本對古來《孝經》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綠色的服飾，他善於書寫隸書，可惜不通漢語。太宗問他日本風土，他就寫在紙上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