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本國中有儒學經典‘五經’，也即《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還有佛經多種；《白居易集》七十卷，這些都是往昔從中國得來。日本土地適合種植五穀，但小麥較少。市場交易用銅錢，銅錢文字是‘乾文大寶’。牲畜有水牛、驢、羊，多產犀牛、大象。也產絲蠶，大多織絹，薄致可愛。樂器有中國、高麗兩種。四時寒暑，與中國相類。日本國之東境接近一海島，乃是夷人所居，身麵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此作為對日本國的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係為官。”
太宗給了奝然很優厚的待遇，賜給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綠色升格為紫色是一種擢升。奝然下榻於太平興國寺。而後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應了他，並詔令所路過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臨別時，又想要《大藏經》，太宗也下詔給他一部。隨後，他跟隨台州寧海縣的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謝信和一批貴重禮品。這是由另一撥日僧，奝然的弟子帶來的。感謝信寫得非常典雅，內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萬裏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裏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瑰奇。……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隻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當初我來的時候，看著落日而西行，隻感覺時光太慢了，怎麼也走不完這十萬裏波濤；等我根據信風而回去時，又感覺這時光太快了，幾千裏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這個狂妄的下根之人，卻有幸看到了中華之繁盛。皇上您還不斷下旨，允許我到遠地去跋涉；我這心總算得到滿足，粗粗地見識了天下的瑰麗奇異。……奝然我辭去鳳凰所駐之仙洞，回到螻蟻所棲之封土。無論在天朝還是在此地，我隻仰望皇德之盛大；雖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裏敢忘記懷念皇帝的深情。縱使我粉碎了這個百年的肉體，那也無法報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筆來寫信，不斷有淚水流下。展開紙張說話，無法表達我對皇恩的仰慕……
《孝經》
我關心的是奝然帶來的禮物，其中一種是《孝經》。
近人著書說，在日本曾發現“古文”《孝經》殘本，也即漢儒孔安國的注本殘本。奝然帶到中國來的《孝經新義》不詳，但《孝經鄭玄注》卻屬於“今文”《孝經》。兩種版本文字略異。
《孝經》一般認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書不計標點，隻有一千八百字。《孝經》本來有三種版本，今文本為鄭玄注，古文本為孔安國注，大唐帝王玄宗曾親自作注一種。玄宗注本頒行後，鄭、孔兩注都漸漸失傳，雖然有清人輯本，但並非全貌。奝然帶來鄭玄注的《孝經》今文全本，應該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國對《孝經》極為重視。
日本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曾對我說：日本名人吉田鬆陰早年曾經為“通宇內形勢”，“探知其實情”，借美國人佩裏再到日本之機，與門生偷渡到美國船上請求出洋，遭拒絕後自首。陶教授考證出，吉田偷渡時隨身帶了四本書：《孝經》《唐詩選掌故》《蘭學》《和蘭詞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師，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並吞五大洲”的夢想。
《孝經》在日本，自八世紀開始，就得到重視。曾經得到鑒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謙女皇，大約是日本史上最為嬌媚而有作為的巾幗女傑。她終生未婚，雖然不少風流韻事，但對傳統儒學卻禮敬有加。她曾經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備加教授”。
德川時期的日本大儒，陽明學派的創始人中江藤樹曾著有《孝經啟蒙》一書，內中有言：“吾與父母本一體而無間隔，故吾立身行道，則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傳播，則父母之名亦因以光顯也。”他認為這是“孝行成功盡頭處”。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舉國倡導“文明開化”，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卻加入不少忠孝文字與內容，“持孝行乃人倫之最大義”是日本國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經成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樣重視《孝經》。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閣賜給名臣李至。李至將它做了刻石立碑的處理。太宗再來，看到《千字文碑》，就說：“《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殘碑鍾繇的書法，而後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義理方向上沒有什麼更多可取的，如果論有助於天下之教化，莫過於《孝經》啊。”說著還親自書寫了《孝經》全文，賜給李至。此事成為“《孝經》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
《孝經》，可能是近代激進思潮以來，最為人所詬病的儒學經典。
世間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聽途說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輩，不斷咀嚼近代反傳統者反複咀嚼過的饃，認為《孝經》是“封建專製傳統”之產物。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展開來評論《孝經》不是我此書的目的，但我願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視《孝經》的故實，略說一說《孝經》的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