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孝經》的本質，是對生命的感恩。它是規範君王公侯以至於庶民百姓的政治與倫理之理性規則。《孝經》總根於愛——理性之愛。
《孝經》第一章就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說有五大要點：
一、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揚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兩全，恪盡職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這五大要點，都是政治倫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歐美、在古代中國，在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都是常識，都是正價值。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反對這五大價值。故《孝經》乃是講述文明常識與存在價值的典籍，所言義理，與現代價值自有吻合之處。當然，《孝經》不等同於坊間流傳的《廿四孝》。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約”的性質。以《廿四孝》而掊擊《孝經》，非好學深思者說話，是言不及義的，不足論。
順便說幾句：所謂“封建專製傳統”這類說法，不屬於吾土聖賢話語，孔孟、老莊、孫逸仙無此話語；不屬於西方政治哲學話語，洛克、柏克、哈耶克無此話語；也不屬於基督教神學話語，加爾文、阿奎那、奧古斯丁無此話語。就史學邏輯而言，它不屬於真判斷。我做此書，猶如一場“漢語純潔化個人運動”，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經》，不僅需要一種對古人的“溫情”，一種肯認文化保守主義精神的姿態，更需要一種方法，也即從經典中尋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思想方法。隔斷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聯係，猶如隔斷中國古代與近代的聯係，都是同樣問題重重。我與接受激進主義思潮的朋友一樣，若幹年前，曾有“反傳統”暨“反《孝經》”之言說，所以我熟知這類模式背後的東西是什麼貨色，至今後悔覺悟太晚。
奝然所言讓太宗有了感慨，史稱“帝歎息曰”：
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曆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這是島夷之國啊，居然世祚如此久遠，他們的大臣也能世係不絕，這是古來之道啊！想我中國，自唐末海內分裂，五代之國帝王世數尤其短促，大臣子孫，都很少有繼承父祖之業的人物。朕雖然德能不如往聖，但常常心懷敬畏，勵精圖治，從來不敢放縱自我而求安閑娛樂。期待能夠建構無窮之基業，立下久長之規則。既為趙氏子孫所想，也使大臣們能世代守住祿位。這是朕的願景啊！
這一故實信息密集，“解構”它，可以做一篇絕大文章，但太宗這一番話，核心是：期待長治久安。
中國帝製為何沒有“萬世一係”
日本國雖然有戰亂、有割據，也有天災，但在國家治理方向上，國體不變，世係不變，這樣就有了基本秩序。時論常有批評中國“封建社會”（且不論“封建社會”四字的定義之荒謬）的生態為“超穩定係統”，並以此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的原因所在。事實上，日本“係統”比中國“超穩定”得多。顯然，“超穩定”，與“落後”不構成“充分必要”之邏輯鏈條。各種“反傳統”迄今沒有見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種種，其中之一是：許多“大言”，不是“真判斷”，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邏輯方向上。大多數“反傳統”言說，禁不住至為簡單的邏輯歸納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國這種政治生態，很羨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國帝係中，也算比較久長的了，但與日本天皇世係比較還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國內治理，其文明程度並不比日本差。在奝然來中國的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帶武器的人，大宋則正在滑州（今屬河南）治理黃河泛濫。太宗愛惜民力，不願意動用民工，而調撥五萬禁軍來堵塞決口，次年還廢棄了嶺南采珠場，原因是：海下采珠艱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幾百年，日本國最常發生的故實就是天皇“讓位”。“讓位”背後的力量較量，熟悉人性弱點，就不會陌生。
與日本比較，中國是一個“四戰之國”，東西南北都有“異族”覬覦。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戰”之中，最凶惡的“異族”來自北方：大明遭遇滿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與金國，都有了被“異族”亡國的經曆。五代後晉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國也屢屢遭遇來自北方的多種“異族”之害。南北朝時代，東西晉時代，也曾被“異族”顛覆半個中原。大漢帝國，北有匈奴，匈奴最強盛時期，漢高祖曾被冒頓單於包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時如此強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將蒙恬常年鎮守關外。戰國時的北部，趙國也曾遭遇匈奴侵擾，名將李牧鎮守雁門關，這才抵擋住來自北方的戰爭危險。但日本沒有“異族”之患。日本“萬世一係”，有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