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何太祖趙匡胤像個“守財奴莊稼漢”一樣，辛苦聚財、守財，充實“封樁庫”，準備或贖買“燕雲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擬與契丹武力相對，奪回被石敬瑭割讓失地。也是為何太宗像個“憤怒的青年”一樣，對契丹放狠話：“惟有戰耳”，“乘勝取幽薊”，“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中原曆代王朝，無不期待“萬世一係”。除了那些無道邦國自內部而旋起反對力量，遭遇顛覆以外，大宋、大明，並無大惡，而且在內部生長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終止了大宋的文明展開，滿清終止了大明的文明展開。直到民國，還在遭遇異族侵擾。中國，地緣環境太過於惡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樣做到“萬世一係”，固然也應該是“眾緣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結果，不存在單一向度的原因，但也應該看到，在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為凸顯。按照帕斯卡爾的意見，羅馬曆史，與埃及豔後的鼻子有關：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長一厘米，世界史都會從頭改寫。而現在，她的鼻子“偶然”剛剛好，於是，有了曆史的邏輯起點。大宋，惡劣的地緣“偶然”如此存在著，於是，有了曆史的邏輯起點。這並不是遊戲說法，而是曆史經驗判斷。當然，誰都知道，羅馬史，除了埃及豔後的鼻子剛剛好，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大宋帝國沒有成為日本國那種“萬世一係”，除了地緣政治環境之外，也同樣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這是無須深入解釋的事實。
在如此地緣環境之下，自古以來，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來遠人”，通過修德，而讓邊緣的“異族”向化，以此來規避可能的“民族戰爭”。
奝然對日本國的介紹，讓太宗感慨萬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太宗踐祚之後“勵精求理”，也就是“勵精求治”的意思。翻閱宋史各類史料，會發現，宋帝幾乎人人“求理”。作為十世紀、十一世紀的中國合法領袖，他們盡到了個人的最大努力，與曆代帝王比較，大宋帝王群體，最為仁慈而又盡責。他們懷有天下目標，但卻因為“異族”入侵而兩次中斷“世係”。
日本君主國的“世係”經驗證明：國體，不影響文明之展開。據此，我也願意邏輯地推斷：大宋帝國的“世係”如果也能持續，同樣不會影響文明之展開。中國聖賢，並不比日本聖賢笨。
考與太祖、太宗大略同時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圓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條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幹一番事業的雄心，但始終未能自主掌握權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製，國內又有多場叛亂，造成財政緊張。
冷泉帝，幾乎是在宮廷政變中被迫讓位，他也懶得執政。藤原家族的“獨裁”讓國家備受苦難。
圓融帝，不過是個孩子，藤原家族在攝政中，又開始家族內部的“絞肉”鬥爭。日本，家國不寧。
花山帝，詩人，才子，“和歌”寫得不錯。但他“踐祚”當天，看中一個侍奉他的宮女，居然當著眾大臣的麵在禦座上與宮女做愛，於是諸臣紛紛向他進獻美女。以後的歲月，他的荒淫，難言。最後他被藤原家族連哄帶騙，稀裏糊塗地讓位、出家。
一條帝，好學，人品也不錯，寫《源氏物語》的紫式部就是那時人。但一條帝幾乎無權，國家權力都在道隆、道長兄弟與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這類帝係人物下的日本邦國，千年之後，有能力，並有運氣，演繹為福澤渝吉“脫亞入歐”之變革思想。經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幾代人的時間，成長為現代邦國。比較來看，以大宋帝國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學深思，開放襟懷，其帝王譜係下的邦國，至少也應有不下於日本帝國的更好前途。我知道曆史不可以假設。我想說的是，那種動輒將中國“落後”推諉於“帝製皇權”或“封建專製傳統”的說法，不是真判斷。
帝國，需要在演繹中生長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種”，那就是“天下為公”。“道種”在，吾土文明就不會省略“元亨利貞”之吉相。自堯舜以來，這一粒“道種”，往往“或躍在淵”，但“無咎”。它的生命機緣，不是被決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現的。天心如何“呈現”，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隻是小心翼翼地護持這一粒“道種”，帶著希望，等待，並勞作。
宋太宗趙炅，倡“法當原情”“以民為心”；名相張齊賢，認為“法貴有常”“政尚清淨”。我欣賞這些意見。它們是“天下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為政治哲學的保守主義，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國的領袖、精英，他們的近代性甚至現代性。
宋太宗趙炅，他的時代，留下了無數故實。了解這些故實，可以知道十世紀的帝國領袖和士大夫精英團隊，在中國文明的展開中，事實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開中，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