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奧爾·紹恩施泰因伯爵（CountBuol-Schauenstein）——奧地利的全權代表，因此也是聯邦議會的主席——與他的上級梅特涅相反，他一點也不支持猶太人。他在維也納向梅特涅報告了他的看法，他堅持認為大公爵達爾伯格以低價向幾個猶太家族出賣公民權利。“金錢交易，”法蘭克福的大使寫道，“仍然是猶太人用以維持生計的唯一手段。這個民族，永遠不會與其他種族合並，隻會永無止境地追求自己民族的利益。他們不久將會蓋過基督徒的公司的光輝，他們急劇增長的人口不久就將遍布整個城市，結果就是一個新的猶太商貿城市將逐漸在我們神聖的大教堂旁邊崛起。”布奧爾的態度最終導致他與梅特涅意見相左，但當時在猶太問題上還沒有出台任何決定，所以猶太人在法蘭克福的地位問題一直懸而未決。
巴黎成為了一個接手新的大生意的黃金寶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在為在這裏淘金忙得腳不沾地。戰勝國向法國索要了大量賠款，委派四個國家的特使確定具體交付時間並負責收款事宜。他們在奧地利巴比爾伯爵管轄的巴黎領土上會麵。賠款數額確定為70億法郎，從1815年11月1日開始，分15期付，每期46，666，666法郎，在五年內付清。
在四國之間分配所獲賠款立刻成了一個難題，詹姆斯預見到了這種情況下可能會產生巨大利潤，建議並催促他的哥哥們使出渾身解數弄到接手處理這筆法國賠款的命令。
但是羅斯柴爾德兄弟必須麵對激烈的競爭，奧地利仍舊雇傭了它在巴黎的四個銀行，而巴林（Baring）和其他英國的大公司正與巴黎銀行公司歐瓦（Ouvard）一道致力於獲得這項業務。所有的公司都巴望著利用這個天賜良機，全金融界和銀行業都在盤算這筆賠償金該怎樣分配，期望從中分一杯羹。
巴比爾伯爵從巴林-歐瓦公司那裏得到了一個建議，但它並不可行，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據巴比爾說：“銀行家堅持要求他們必須得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但絕口不提向我們保證實現我們主要的目的，即在分期付款還未到期之前提供全部的抵押和預付。四個維也納公司與德國並沒有什麼交往，利用它們來做這件事也不太實際。
因此問題在於信使公司——橫跨大陸的郵政服務商——是否能夠勝任這個工作，或是否需要依靠銀行作為中間人。”
戰亂剛剛結束，公路上非常不太平，所以巴比爾對采用第一個辦法感到十分擔心。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因為郵政公司曾在一次郵包被劫之後，宣布拒絕承擔“軍隊的搶劫”造成損失的責任。
巴比爾是這樣向施塔迪報告的：“我收到消息，稱法蘭克福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和康塔德（Gontard）已經為符騰堡（Wurttemberg）政權承擔將遺留在法國的資金轉出的全部風險。他們的服務也將得到總額1%的報酬。這個數目正好是雇傭信使公司的花銷的兩倍。我還聽說他們在將錢運送到俄國境內的業務中抽成1.25%。我提議由他們自主承擔風險，代理我們的彙款，傭金為1%，其中包括所有的費用。但他們堅持聲明花銷和風險太大了，這點傭金根本不夠。和他們長時間的談判之後，要麼答應他們要求的傭金，要麼采用便宜但不安全的彙款方式——信使公司，我別無選擇。信使公司固然更便宜，但如果任何一筆彙款出現差池，就會讓這種彙款方式貴得離譜了。”於是，巴比爾與羅斯柴爾德和哥恩達德公司秘密會麵，拉近了關係，在1816年1月6日，他們就第一筆發往科瑪（Colmar）的價值2，200，000法郎的彙款發出了決議信。
“請允許我們，”他們寫道，“保證我們將同心協力將此事辦好，讓您完全滿意。因為我們不能估量其中的費用，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減少傭金。但我們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今後彙款的過程中負責盡量減少花費，降低傭金。我們鬥膽請求閣下通知我們預定的付款日期。以便我們能給您最優惠的報價。”
這兩個公司將承擔在運送過程中所有的風險，負責把這些錢從巴黎運送到科瑪，事成之後得到1.25%的傭金。但這不像表麵上看起來那樣困難，因為他們並不用真的彙款，而是動用他們已有的關係網在收款地獲得相應的數目。這樣他們就不必冒任何風險，就可以得到這筆高額的傭金，而且是純利潤。
這個彙款係統運作了一段時間之後，科瑪總司令弗裏蒙特伯爵，認為傭金過高，出麵幹涉，還企圖以軍中信差的形式把生意搶過來。但他這樣幹了兩個月之後，他承認自己失敗了，而且竟是他自己要求這些彙款和軍官的工資問題重新由羅斯柴爾德和康塔德公司執行。因為他親自驗證了這是法蘭克福範圍內軍事彙款的最可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