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岸信介執政後，便想通過解釋憲法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其典型講法是：“為了自衛，即使在現行憲法下也允許擁有核武器。”為此，岸信介內閣采取了四個重大步驟：第一是不顧社會黨的強烈反對，在1958年8月強行成立內閣憲法調查會，與進步勢力的“擁護憲法國民聯合”對抗；第二是在全日本推行對教員的“勤務評定製度”，以壓製和分化進步勢力，減少修改憲法的阻力；第三是在同年10月7日的第三十屆臨時國會會議上突然提出《警察官職務執行法修改法案》（簡稱《警職法》），給警察以強行拘留、審訊、搜身、隨時進入房間搜查的特權，以便鎮壓反對修改憲法的進步群眾；第四是修改日美《安全條約》，加強日美軍事同盟，加速日本的擴軍步伐，以既成事實來修改憲法。對此，日本人民掀起戰後最大規模的反對日美反動派的全國性統一行動，岸信介出動大批警察和利用右翼勢力，對日本人民進行了血腥鎮壓。岸信介的倒行逆施激起日本人民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最終不得不辭職。
第二次鬥爭高潮發生在60年代中，改憲派的代表人物為保守黨內的政治集團。岸信介被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趕下台後，並未停止其推進修改憲法的活動。他唆使憲法調查會18名委員，於1963年9月4日提出名為《修改憲法的方向》的意見書，主張廢除戰後和平憲法，製定徹底刪掉憲法第九條，實行征兵製、可以向海外派兵、天皇為國家元首的“日本人的憲法”。憲法調查會於1964年7月4日，向池田內閣提出了《憲法調查會報告書》。由於修憲內容過於露骨，引起護憲派的強烈反對。
在這種情況下，岸信介等右翼分子感到尚不具備修改憲法的必要條件，需要改變手法。於是一方麵通過自民黨憲法調查會在1965年1月製訂《憲法修改綱要》，企圖使改憲活動合法化；另一方麵用擴大解釋的方法和造成既定事實的伎倆，來達到實際上修改憲法之目的。
經過他們的活動，日本在1967年製訂“第三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1967～1971年）時，軍費總額達23400億日元，比第二次防衛五年計劃的軍費增加一倍。
與此同時，日本內閣頻頻發表否定戰後新憲法的言論。1968年2月6日，農林大臣倉石忠雄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說：“日本應有自己的軍艦、大炮”，“日本也應該進行核武裝”。防衛廳長官增田甲子七又在參院內閣委員會上說“憲法第九條沒規定坐以待斃”。
改憲派的這些言行，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強有力反擊。他們在全國各地舉行了護憲國民大進軍，並在東京舉行護憲國民大會。在野黨則在國會上抨擊倉石忠雄，與群眾的護憲呼聲聯成怒潮。當時的佐藤榮作首相深恐形勢發展下去造成政局不穩，不得不使倉石辭去大臣職務，並在國會正式表態說：“日本政府尊重現行憲法。”
第三鬥爭高潮發生在80年代，修改憲法的代表由政治集團改為首相。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伊始，便在修改憲法問題上表現出不尋常的興趣。他在向新聞界散發的《我的政治信念》一書中寫道：“日本必須修改美國所給予的和平憲法，這是我的一貫信念。”中曾根改憲的“一貫信念”，還在他任鈴木內閣的行政管理廳長官時，已有表露。那時他提出通過行政改革實現憲法修改。
據《每日新聞》記者岩見隆夫所著《新總理中曾根康弘》稱：“中曾根所說的通過‘行政改革’實現‘修改憲法’是他多年來的願望。”由於中曾根是鐵杆修憲派，所以，其政權的上台，當然對全國企圖修改憲法的右翼組織來說是一種鼓舞。
岩見在書中寫道：中曾根的改憲活動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大力支持，1981年曾在自民黨的輕井澤討論會上，談到與岸信介的關係時說：“當我受命出任（鈴木內閣的行政管理廳）大臣時，我想到前首相岸信介是官場和政界的老前輩，應該去向他求教，於是前去拜訪他。他鼓勵我說：‘中曾根君，日本曆史上僅進行過兩次行政改革，一次是明治維新，另一次是戰後麥克阿瑟將軍搞的改革。如果平時想搞的話，不發動政變是行不通的。事情就是這樣困難，所以你要做好這種思想準備，好好幹吧！’”
岩見在書中還指出，1982年5月3日，在被稱為“修改憲法運動實幹派”的右翼新宗教團體“生長之家”舉行的集會上，中曾根把他的行政改革與修改憲法的關係問題，講得極為明確：“時代的潮流終於到來了。我想首先要斷然實行行政改革，並令其成功……如果這個重要工作遭到失敗，教育的改革也就無法實現了，解決防衛問題也就無望了。因此，我認為，我們的路線應是這樣的：通過行政改革進行一場大掃除，把座位打掃幹淨，然後再把合情合理的憲法請來入席。”“把合情合理的憲法請來入席”的含義是什麼？那就是去掉現行憲法的第九條，不斷擴充軍備，使日本再度擁有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交戰權。然而，嚐盡發動侵略戰爭之苦的日本老百姓，是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和重新走軍國主義老路的，他們擁護現行的憲法。這一點連中曾根也承認。他在1986年10月在一次談話中說：“國民謳歌戰後憲法所帶來的自由，這部憲法在人們心中生了根。特別是在戰後誕生的人增多的情況下，抱著懷舊的心情去修改憲法，就隻會遭到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