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不以此為意，除了行醫醫人的病，還非常地掛念著自己的國家，思謀著如何來醫好這個千瘡百孔腐敗的清王朝。
當時香山的前輩中，有兩位著名的“改良主義者”，一位叫鄭藻如，一位叫鄭觀應。鄭藻如是香山濠頭鄉人，官至大清朝內閣侍讀學士、鴻臚寺卿等，還出任過駐美國、秘魯等國公使。早在1890年，孫中山還在讀書，就上書鄭藻如，提出學習西文先進科技，立法禁止鴉片、辦學育才等建設家鄉的主張。
鄭觀應可是個了不得的人，他雖為工商巨子，卻一刻也不曾停止對中國命運思考。此刻的他，正隱居在澳門寫他的《盛世危言》。
在這本書中，他提出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指出國弱民窮的根源在於專製政治，並首次提出“兵戰”不如“商戰”的觀點。
《盛世危言》刊出後，人們更是競相傳閱，被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
1895年光緒皇帝看到此書，命印刷2000部，分發給大臣閱讀。
幾十年後，美國著名的學者R·特裏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也說：
“一本倡導改良呼籲技術進步的書——《盛世危言》，使毛澤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國必須借鑒西方的東西。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買辦。他使毛澤東產生了這樣的考慮，為了中國的命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在他更早寫出的《易言》基礎上完成的。此刻的孫中山，已經看過鄭觀應的《易言》和另一部《救世揭要》，對鄭觀應很是敬佩，便常會去他那裏走動，與他談論一些救世的想法。
“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自強之道戰勝列強，這是醫治眼下中國的根本。”鄭觀應沉思著說，見孫中山領悟地點著頭，便非常高興地接著講道：
“要國強，必須重視西學，發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學的新式人才的培養。按古今中外各國立教養之規，奏富強之效，厚本首在學校，藝院日多，書物日備，製造日廣，國勢日強。”
“現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場’，遂采用‘兵戰’和‘商戰’兩種手段來對付我們。依我之見，商戰比兵戰的手法更為隱密，危害更大，所謂‘兵之並吞禍人易覺，商之捭可敝國無形’。所以我認為，‘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我之商一日不興，由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為此，我們‘欲製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鄭觀應與孫中山，兩人雖然相差24歲，卻是一見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之交，老的侃侃而談，少的心領神會地聆聽。每次離開鄭家大宅，孫中山心裏都有不少感慨。
孫中山醫院生意日隆，引起當地葡萄牙籍醫生的嫉妒。當時澳門法律，在澳門的西醫，隻能憑葡萄牙醫科畢業證書請領行醫執照，一些葡籍醫生抓住這點，狀告孫中山。
無奈的孫中山，隻好去廣州行醫。他在鏡湖創立的中西藥局，卻維持營業了多年，並成為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的據點之一。這是後話。
孫中山到了廣州之後，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開設東西藥局，不到半年，便名揚羊城，成為知名的醫師。孫中山卻一點也不以此自滿，反而常是憂心重重的，因為在行醫的過程中，他已經深深地感到：
“醫術救人，所濟有限”。
現今的中國人，不是因為身體有病，而是因為缺乏精神，才會被列強侵略和壓榨。中國古代的興衰和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曆史教訓，不是早已說明：
“國人必須要有堅決和頑強的革命意誌，才以救亡圖存。我既然明白了這一點，該怎麼做呢？”
唐代藥王孫思邈說得好：‘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對，我不應該局限於醫病，應該做一個關心民眾疾苦、扶危濟難，發揮更大價值‘醫國’的‘上醫’。
既然這樣，我從今往後就借醫術為入世之謀，救國救民、為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奮鬥。”
把這個人生的目標想清楚了，孫中山心中歡暢，臉上露出淡定地笑容，抬眼眺望湛蘭的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