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時間轉瞬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葆昌請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家中吃飯，也許是酒後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許是談到故宮的文物而說了真情，郭葆昌將《中秋帖》和《伯遠帖》兩幅寶帖取出來，展示在馬衡麵前。作為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馬衡震驚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裏的大批文物珍寶被偷盜變賣，流散丟失。此時，他正在為整理和尋找這些文物珍寶而奔波。不想卻在這裏與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遠帖》意外相遇。如今三希寶帖在故宮裏隻剩下了《快雪時晴帖》這一帖，麵對連做夢都在尋找的寶貝，他多麼想馬上就把它們帶回故宮讓這三希寶帖重新團聚呀。
可是，這位郭葆昌自從將《中秋帖》和《伯遠帖》給馬衡院長看過以後，就將兩幅寶帖深藏了起來，再也沒有拿出來過。對世人來說，就如同一塊石頭沉入了大海，誰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裏。
讓寶帖失而複得的功臣
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也許“三希寶帖”中的兩帖將永遠藏匿於民間，誰也無法一睹國寶的風采，更不要說欣賞了。那麼是誰讓郭葆昌收藏的《中秋帖》和《伯遠帖》重現人間呢？最後，“三希寶帖”是否團聚了呢？
要想知道答案，我們就得回到1949年，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崩潰，時局非常混亂。說來也怪，正是在這混亂之時，沉寂了17年的三希寶帖中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卻突然浮現了出來，這讓所有的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人們本以為這是讓“三希寶帖”團圓的大好時機，然而，隨後發生的一係列事情卻讓三幅名帖失之交臂。這中間發生什麼事情呢？
要追尋其中的原因，就得從一個商人模樣的人找到剛剛從祖國大陸逃台組建的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件事情說起。原來，他要將手中的兩幅書法賣給他們，這兩幅書法就是《中秋帖》和《伯遠帖》。當時，《快雪時晴帖》已經隨著大批故宮文物被帶到了台灣，缺的正是這送上門的三希寶帖的另外兩帖《中秋帖》和《伯遠帖》。照理說三希寶帖從此就該團圓了。如果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就把它們買下了，也就不會有後麵發生的故事了。
然而，事情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台北“故宮博物院”在驚喜之餘卻表示出了深深的無奈，捉襟見肘的經費使他們拿不出錢來收購，隻好眼睜睜地看著剛剛浮出水麵的寶帖又沉了下去。
也許國寶從來就不願意寂寞，兩年後的一天，這兩幅寶帖又出現在了香港的一家英國銀行裏。寶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兒子郭昭俊。兩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遠帖》帶到了台灣，準備賣給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隻是因為對方資金短缺無力收購而隻好作罷。急需用錢的郭昭俊隻好又轉到香港將兩幅寶帖抵押給了一家英國銀行，贖寶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著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贖寶的錢還沒有著落，郭昭俊焦慮不安卻又無可奈何。其實英國銀行早就盯上了這兩幅寶帖，他們在催郭昭俊還款的同時，極力誘使他把寶帖賣給銀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無奈中準備出賣寶帖了。
眼看著國寶將要落入外國人之手，這時的郭昭俊萬分焦急，可他卻想不出任何辦法。那麼，國寶能否擺脫流落異國的厄運呢？如果能，那麼使它擺脫厄運的又是什麼人？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在郭昭俊坐臥不安的時候，政務院總理卻收到一份特殊的報告，這就是關於“三希寶帖”問題處理的請求報告。由此，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其間又發生了怎樣的戲劇性故事呢？
原來當時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有位叫徐伯郊的經理與郭昭俊是世交朋友。當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賣三希寶帖時，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這兩件國寶的價值，要是賣給了外國人，那可真是國家的千古遺恨。於是，他一麵力勸郭昭俊將國寶賣給祖國，一麵迅速將此事報告了時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父親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很快又報告了周總理。
1951年10月底，國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上海文管會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鑒寶。但是，他們沒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門。這是因為當時在英國管轄的香港，社會情況十分複雜，為確保人員和國寶萬無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門。經過鑒定，《中秋帖》和《伯遠帖》是真跡無疑。
隨後，兩人發了一封急電給總理辦公室。1951年11月5日，兩人得到答複：“同意購回此兩帖”得到批複後，兩人馬上攜款35萬元前往交易，最終圓滿完成任務，兩件國寶也得以回歸祖國。
從那以後，《中秋帖》和《伯遠帖》這三希寶帖中的兩帖就一直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今天，當我們在為它們的坎坷經曆而感慨的時候，更為三希寶帖依然分處海峽兩岸，不能團聚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