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一個殘酷的大變革時代，一個豪傑輩出、英雄迭起的激蕩時代。投機冒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法則，玩弄謀略是這個時代的生存之道。而幸運的是，它那些精彩紛呈的機詭權謀並沒有湮沒在浩瀚悠長的曆史中，而是被一本不能確定作者為誰的小書——《戰國策》記載下來。
何為《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部國別體的史書，和那些單純記錄時間、地點、事件的史書不同，它集合了戰國時代最機巧的詭辯家們的謀略和言論，由西漢人劉向按照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等十二個國家的順序依次編訂為三十三卷。而它的名字則得自“遊士輔用之國，為之策謀”。在《戰國策》裏，人們很難看到曾經備受推崇的“禮義法信”，就算有，其目的也多不是為追求高亮氣節，而是出於現實利益的需要。被傳統文人所鄙棄的“權謀詭詐”成了被格外看重的才幹。在《戰國策？齊策五》裏，蘇秦這樣告訴齊閔王：“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用今天的話說，要想辦成大事就必須手中有權，善於度勢。在戰國這樣一個群雄逐鹿的特殊時代，各國都清醒地意識到，人才將是壯大國力的關鍵，戰國時備受尊重的四君子：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孟嚐君，都以尊敬人才著稱。這就給了那些出身貧寒的民間人才，即“士人”以大顯身手的空間。戰國時代的很多曆史大事都不乏士人們活躍的身影。《戰國策》就宛若士人智慧精華的濃縮。這些士人憑借三寸不爛之舌改變著貴族、國君，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他們氣勢恢弘地陳述自己的觀點，令高高在上的君王為之折服。
《戰國策》中的戰國
一本傳世經典折射出的思想觀念往往可以代表其所在時代的普遍觀念。而《戰國策》顯示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思想除了著重詭計外，還有“以士為貴”。各國的國君、大臣都已經意識到要想籠絡人心、招攬士人，僅僅靠厚利高官遠遠不夠，還必須學會以誠待士。士人們在選擇良主時，會想出各種辦法考驗主君的誠意，並以此作為衡量主君是否賢能的標準之一。
比如《齊策四》裏，士人王鬥不經人引薦，就大著膽子求見齊宣王，被齊宣王的衛士攔下後，他還繼續“膽大包天”地嚷嚷：“鬥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鬥為好士，於王何如？”提醒齊宣王與其讓士人“趨勢”而來，不如放低姿態樹立“趨士”威名。
貴士的風氣讓戰國呈現出與以往時代不同的清新特點，《戰國策》中這些與貴士相關的故事也成為敦促後世君主要舉賢任能的寓言，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思想上看，《戰國策》裏的故事多顯現著縱橫家、道家、法家的觀念，卻少有推崇儒家的。在《趙策二》中趙武靈王曾不屑地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可想在戰國那個殺戮征伐如家常便飯的時代，儒家的思想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因此，後世的不少儒生都曾對《戰國策》頗有微詞。
不過，對身處在戰國的百姓而言，儒家的仁義道德猶如浮雲一般縹緲，在朝不保夕的殘酷環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難溫情脈脈。這從《戰國策》所載的蘇秦的故事中就可見一斑。蘇秦落魄時，“妻不下紝，嫂不為飲，父母不與言”；蘇秦發達時父母“清宮除道”，妻“側目而視”，嫂“蛇行匍道”。以至於蘇秦不得不感歎：“人生世上，勢位富貴，？可忽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