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1930年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日本的米價暴跌的情況下，日偽政府深恐東北地區的大米產量的迅速增加，像朝鮮的“產米增值計劃”那樣，導致大量的大米銷往日本而衝擊日本農村的現象發生，因此，並沒有盡全力去推進偽滿洲國的大米增產。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的農林省預測了偽滿的大米增產與向日本出口的可能性，限製東北的大米生產24.這種限製政策持續到1939年的朝鮮大歉收，戰時糧食的確保問題發生為止。之所以采取這種糧食政策，其主要背景是東北大米生產量的急劇增加。雖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地區治安的惡化和1932年北滿地區的寒災等原因，一時水稻的種植麵積與生產量減少。但是，此後呈現出急速增加的傾向。與東北的主要農產物大豆、高粱、穀子相比顯示出了鮮明的對比25.
此外，還要指出的是，偽滿初期，關東軍出於政治上、軍事方麵的考慮，采取了以日本人為中心的移民政策，但是對朝鮮移民卻采取了消極的態度。相反，朝鮮總督府為了解決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積極主張朝鮮移民政策26.此後，偽滿初期的朝鮮移民政策從放任轉換為統製政策。相比而言，朝鮮移民並不僅僅是以移民政策下的“集體移民”或“集合移民”的形式（1942年3萬6500戶，14萬500人）存在，而是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占多數（1942年這種移民約占在東北朝鮮移民總人口151萬1170人的90.7%27）。而這些移民在東北大米生產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環節。因此，要深入理解東北大米生產與朝鮮移民的關係，就不能隻看到國家政策下的移民，而必須同時看到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移民。這樣一來，日本、朝鮮移民的移住過程中，與當地漢人居民難免出現一些尖銳的衝突。例如，1932年開始，朝鮮總督府委托東亞勸業株式會社，在南滿、北滿的5個地方（榮口、鐵嶺、河東、綏化、三源浦）設立了所謂“集體農村先驅”的“安全農村”。這些“安全農村”名義上是收容“九一八事變”的混亂中所產生的避難民，但實際上是為了切斷東北朝鮮人與抗日遊擊隊的聯係。然而，建立朝鮮人“安全農村”時所必要的土地是在關東軍的保護下，滿鮮勸業株式會社以“商租”或“收購”的方式，從偽滿政府的公用土地或漢人地主的土地中獲取來的。這些土地名義上是“商租”或“收購”，但實際上是強製性的掠奪28.因此，中日戰爭結束後，屢次發生了漢人土匪或農民襲擊朝鮮人“開拓村”的事件。對很多漢人來說，朝鮮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尖兵，又是掠奪漢人農地的“敵人”。
當然，隨著日本移民移住的增加，日本移民與當地漢人之間的對立也變得越來越激烈，於是偽滿政府考慮到地方社會的反抗，提出了“未利用地開發主義”移民用地收購方針，此外，重視起以協和會為主導的“民族協和”運動29.
2 水田耕作與旱田耕作勞動力的互相依存關係
對本文的分析而言特別重要的是，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過程中，雖然與當地漢人居民發生了不少衝突事件，但是在農業開發中存在著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實際上，這種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在偽滿時期的東北水田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此後的東北農村社會的形成與農業技術的傳播也奠定了基礎。
934年開始，日本開拓民作為武裝移民，配置到蘇聯國境附近的北滿地區。值得指出的是，北滿地區農業的一大特征，就是存在著大量的雇農。由於日本移民的大量遷移與建設工地的擴大和礦工業的繁榮，因此，導致了雇農工資的高漲。其結果，日本移民逐漸地采用“稻田租給鮮農，旱田租給滿農”這一模式，而日本移民轉變為地主30.
即使在日本、朝鮮移民的遷移擴大過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水田開發領域裏朝鮮移民與當地漢人居民的圍繞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仍然存在。這一點在北安省海倫縣尤其明顯。為了闡明這種關係，在這裏運用1939年滿鐵新京調查室的吳振輝、金仁基在海倫縣（現在，位於黑龍江省內）瑞穗村善牧農場進行的對農家農業經營的調查報告和1941年佐藤武生在此農場進行的有關諸負擔的調查資料31.這個村落的特征是，由七個屯形成，而且漢人農家和朝鮮移民農家的戶數幾乎相同，從而有助於考察勞動力的相互依存關係。但是，與此同時要注意到，這些移民並不是由朝鮮總督府和關東廳的計劃而遷移過來的。如前文所示，移民遷移過程中，不僅包括有計劃性的政策移民，而且也包括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大量移民。例如，上述調查資料中也可以看出，善牧農場的朝鮮農家144戶中99戶是南部朝鮮出身，其中71戶是慶尚北道出身的。實際上，大多數移民都是依靠慶尚北道出身的農場創立者鄭俊秀來到此地的。
例如，1930年代的北滿地區大部分水田是由通過人際關係遷移到東北的朝鮮移民耕作的。但是，由於耕種旱田和水田的勞動力需求時期不同，因此，在距離較近的漢人部落和朝鮮人部落之間存在著勞動力互相依存的關係。如上述調查資料中的瑞穗村一例，就體現了這一關係。調查資料中也曾提到：瑞穗村的農耕受到自然條件的製約，因此帶有明顯的季節性。水田經營為主的朝鮮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5%）勞動力的月別分配比旱田經營為主的漢人部落（約占總經營麵積的90%），甚不均勻。朝鮮人農家因為偏於水稻單產，所以農忙期特別忙，但一到農閑期就沒有事可幹。
在這種情況下，漢人部落中6月、7月兩個月的勞動力不足問題顯得特別突出。這樣一來，在其它的月份就有可能產生剩餘勞動力。相對來說，在朝鮮人部落中不僅是6月、7月份，4月、5月、9月、10月份也呈現出大量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從而，在4月、5月、9月、10月份漢人部落的剩餘勞動力大致上可以解決朝鮮人部落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上述調查資料中也指出，假如將這兩個部落看成一個部落體，那麼這個部落體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大概出現在6月、7月兩個月。於是，用到海北鎮街的勞動市場去求雇農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勞動力不足問題。
總而言之，到了偽滿時期，圍繞著土地問題和水渠建設，漢人與朝鮮移民之間產生了很大的隔膜。但是，農事的月別所需勞動力在分配上所呈現出的差異，對於從事水田耕作的朝鮮農民和從事旱田耕作的漢人農民，在勞動力的關係上提供了互相依存的可能性。也可以說，這種關係，促進了此後很多漢人參與水田耕作的進程，並在農業技術的傳播上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特別是，廣大漢人參與水田耕作，對於開發較晚的北滿地區水田耕作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 結語
本文考察了近代中國東北地區農業開發的高潮中，在日本勢力的擴張下，圍繞漢人與朝鮮移民的水田開發，所產生的矛盾以及相互依存關係。
值得重申的是，雖然在日本、朝鮮移民遷移到東北的曆史過程中，圍繞水渠建設和土地所有權等問題與當地漢人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與衝突。但是，本文論述的宗旨在於把握移民的遷移過程中，圍繞水田開發朝鮮移民與漢人之間的勞動力相互依存關係。並通過具體考察海倫縣瑞穗村的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問題，來揭示東北地區水田開發的曆史進程。
換句話說，朝鮮移民與漢人圍繞水田開發與勞動力依存這一曆史關聯，對於東北農村社會，帶來了新的生產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著眼點並非在於揭露“掠奪”與“抵抗”的二元化對立關係，而在於提示從不同層麵來相互驗證、補充曆史真實，而進一步豐富曆史認識。
＊本文中所使用的關於朝鮮移民的曆史背景與海倫縣的調查資料基本轉引自我的學術論文《朝鮮移民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定居與水田耕作的開展――以1910～20年代為中心》（《現代中國》第82號，日本現代中國學會，2008年）與碩士論文《近代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與農業經營――以1910～31年朝鮮移民為中心》（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碩士論文）。
胡適與圍繞“中日關係”的中日知識分子之間論爭（1935―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