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廣島大學教授
丸田孝誌
一、農民大眾的心性與革命
中國民眾反叛史研究闡明了，由流動人口所構成的宗教結社或幫會組織，以平分思想以及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等期盼救世主的平均主義的世界觀，組織農民反叛的過程。這些研究揭示出了農民群眾通過涉足宗教、政治領域、將農村的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的契機。然而，部分中共黨史、思想史研究卻認為，上述千禧年主義及平等主義的精神為農民固有的本性，並認為這一本性與反叛組織或中共政策相結合，形成了革命的原動力，因而模糊了兩者間的區別。總之，以往的研究，以民眾叛亂作為主題，想要找出社會變革核心的形成或變革的轉機，因而導致以叛亂組織的思想或叛亂的特殊心態為中心來探討群眾心性的趨向。
與上述研究動向相關連，迄今為止的反叛、革命史研究，作為反叛組織者喚醒農民心性的手段，還關注了喜慶節日上演的戲劇和祭典的功能，以及他們的創新戲劇工作。另外，有的以村社（villagecommunity）結構的鞏固性為前提，或道義經濟（moraleconomy）為理論根據，設想出村落有一種牢固的信仰凝聚力，並從中探索出群眾希望重構已失去的信仰共同體的心性。
但是，正如小林一美在上述民眾反叛的心性結構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平分思想、真命天子思想等都屬於專製國家的思想體係。其原則是天子的恩惠平等恩澤萬民，並宣揚授命於天的聖德君子治天下的正統性。民眾反叛不過是將要實現這些國家編造的理念假象而已。因此，我們需要慎重行事，不能以王朝國家或反叛組織等政治權力利用的這些理念為中心，探討論民眾心性問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小島晉治通過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德國農民戰爭的比較，就如何分析中國的政治思想與反叛心性之間的關係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太平天國運動並非以建立農民政權為目標的“農民戰爭”，而是建立新的皇帝？官僚統治體製的運動。中國社會沒有固定的身份，雖然君王？官？民的框架很牢固，但其成員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隨著社會流動性增大，湧現出大量的流民，他們在真命天子領導下，以謀得一官半職為目的參加反叛。可見，反叛的思想意識與農民心性原有區別，其目標也與農民的生活倫理相差甚遠。
關於國家意識與民眾心性這一問題，有些人認為，“禮教”（儒家思想）從明代便開始向農村民眾底層滲透後，農村社會正是構建起來“道德秩序共同體”。這裏所指的儒家思想，不是與千年王國有關聯的大同思想，而是強調家長身份製度的，與千禧年主義相對立的思想。但是，這些議論也承認國家提出的思想體係向民眾底層滲透，並讚同統治階級的文化傳統與民眾文化傳統之間的共同性，可以說與小林的框架結構是一致的。此外，山田勝芳也認為，“平均理念”作為符合身份秩序的統治理念，廣泛滲透於社會並與之融合進而轉化成為革命、反叛理念，體現出了同時提出身份秩序以及平等主義假象的統治理念的複雜性。如果承認包含“平均理念”在內的儒家思想向社會底層滲透，就有必要承認平等主義以及身份秩序等世界觀為群眾所共有，從而也就有必要對有別於政治權力及反叛組織者之論理的生活邏輯，即群眾意識的表現形式進行研究。
而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麵，RalphThaxton強調了農民反儒教思想、追求平等主義的“小傳統”與儒家精英的“大傳統”之間的對立。陳永發與GregorBenton則對Thaxton的道義經濟論進行了批判，指出了包括地主在內的農民各階層文化價值觀的共同性，以實證研究否定了被視為與“小傳統”相結合的中共諸政策的內容。中國農村社會沒有固定身份等級，且各階層間流動性較強，因此，對於農村精英與農民大眾之間的文化嗜好，不應設想顯著的區別。應加以區別的並非農村精英與農民大眾之間的文化，而是各種政治權力意識與農民大眾的一般心性問題。田中恭子認為，內戰時期包括均分政策等在內的中共政策急進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政策上的需要，而並非農民的要求。農民對中共的態度表現模式為如下：（1）確保自身和家族的安全；（2）權衡政治、社會利益的得失；（3）衡量經濟利益的得失，農民即按照以上順序，企圖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或損失的最少化。政治權力作為政權理想提出均分政策，而農民在選擇這一政策時則需要具備諸種前提條件。
農村社會研究和民俗學？人類學的成就表明，中國民間信仰是多神教，追求現實利益，並且具有與生者的關係鬼神的定位、評價浮動的相對主義的形態。這與宣揚平等主義、期望救世主的千禧年主義是有很大區別的。基於上述民間信仰形態，侯傑、範麗珠指出，宗教結社正是利用民眾求福辟邪、追求現世利益這一心理，通過提供醫療等保護措施，提供賺錢機會，以及預言“末劫”的到來等手段來組織民眾的。同時，也正是在極度動蕩不安的特殊環境中，喚醒彌勒信仰來組織民眾反叛的。而近年來的會門研究的成就，有的索性將結社的本質歸於一種尋求互助組織的保護作用，有的還闡明，結社的發展壯大並非靠單一的組織原理，而是靠多階層、多地域的多種利害關係來決定的。因此，可以認為，與民眾心性尤為契合的不是宗教結社或反叛組織所提出的信仰的內容本身，而是以信仰為條件，為民眾提供生存手段和保護的組織形式。以上觀點與高橋伸夫在探討蘇維埃區的問題時所提出的人民大眾對中共組織的“隨意包容”現象有相同之處。
如果說會門的組織原理大多並非基於政治或宗教思想上，而是立足於追求現世利益以及尋求保護的大眾心性的話，那麼，在流動性和開放性極大的中國農村社會，就連流民與當地農民之間的行為原理的差異也變得更模糊，結果就可以設想到會門組織以及農村精英與農民大眾的心性、行為原理更加相近。近來的研究成果已闡明了村落結合的薄弱性，中共與農民的利害關係並不契合。在這種情況下，要探討反叛？革命與農民心性的關係，就有必要對包含日常心性在內的農民的民俗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筆者將以上述所關注的問題為前提，對抗日戰爭時期、內戰時期中共的烈士追悼儀式及民俗利用問題進行探討，地區是以太行根據地、太嶽根據地（以下簡稱太行？太嶽根據地）為中心（關於報刊資料的引用，例如將《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年12月11日一版省略為XRH40.12.11-1.同時，各報刊的省略符號如下所示：《新華日報（華北版）》（XRH），《新華日報（太行版）》（TH），《太嶽日報》（TY），《新華日報（太嶽版）》（XTY），《人民日報》（RR），《新大眾》（XD））。
I。太行？太嶽根據地的追悼儀式
抗戰期間的中共根據地，由於有宣揚民族主義，喚起民眾對革命政權的忠誠等必要，極為重視紀念革命烈士的追悼儀式。每次的大規模的戰役、國共武力衝突、領導幹部犧牲、病故時都會舉行追悼儀式。此外，象征革命理念的一些公曆紀念日，也是進行追悼活動的重要時間。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抗戰建國紀念日（七七），這也是遵照國民政府規定而實施的。同時，青運、工運等屬於某個集團的紀念日也被用來組織過追悼烈士活動。此外，在太行？太嶽根據地具有特色的追悼時間，還有紅軍成立紀念日（八一）、巴黎公社？北平慘案紀念日（三一八）以及東北淪陷紀念日（九一八）。這些均為八路軍將士及民兵等在前線的軍事集團的追悼日（表1）。
“八一”是八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太行？太嶽根據地重要的紀念日。在前線，軍隊在起決定性作用的環境下，這一天被用來追悼八路軍將士。“三一八”及“九一八”也被定為抗戰時期晉冀魯豫軍區進行軍事動員及民兵閱兵之日。這些紀念日是，一邊尊重農業生產的節奏（兩個紀念日正值春耕與秋收期），一邊培養支撐遊擊戰的民兵力量為目的的。因此在這些紀念日裏，也舉行民兵烈士的追悼儀式。129師在1943年（以下省略公曆年代的19兩位數）將“三一八”指定為抗戰烈士紀念日（TH43.4.7-4）。“九一八”也是象征著抗戰的重要的紀念日，八路軍紀念塔建設（XRH40.9.23-1）、左權（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公墓？烈士紀念碑建設（XRH42.9.11-4、9.25-1）等重要的追悼活動也都是在這一天舉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