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哪個王朝，能夠如明朝萬曆時代一樣，把幾十年的時間放在一場滑稽的爭論上，也沒有哪個王朝能夠如萬曆時代一樣，令一個國家在幾十年間完全荒廢。
“罷工”的皇帝，“怠工”的王朝
曆史上，沒有哪個皇帝會像明朝的萬曆皇帝那樣，有意地“罷工”，堅持數十年不上朝，也沒有哪個朝代的臣子會像萬曆朝的大臣一樣，為了一個立太子的問題而糾纏不休。大明王朝就在萬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這場“罷工”與“怠工”的糾纏之下，呈現出了衰亡的跡象。
被個人情感羈絆的帝王
明萬曆皇帝在中國曆史上的確算不上是一位有所為的帝王。
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實在是拿不出一點兒開疆拓土、威加海內的豐功偉業，就是與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遠。
從另外一方麵來看，萬曆皇帝的文學造詣也乏善可陳，史家也未曾為他留下相關方麵的毀譽文字。在我們這樣一個以文學見長的帝國，一個皇帝，如果不會將他的國家打理得太平無事，但若是在文學或繪畫方麵有所建樹，後世在評價他的功過的時候也許可以為他的失職找到一點兒理由，例如南唐的後主李煜。萬曆皇帝在這兩方麵似乎都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但是，萬曆皇帝又實在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無論是野史還是史學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曆史上的帝王，人們記得的隻有那幾個因為某種功業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數人的命運，乃是異常淒慘和悲壯的，當然除去少數窮奢極欲的例外。他們的悲慘命運在於他們自身的氣質和能力根本不適合，同時也不能勝任我們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皇帝這一職位，掙紮在求有為而不得，求無為而不能之間。
翻一翻中國古代曆朝帝王的家譜，我們就可以看到有許多位這樣的人物。在每一個新朝代走上正軌之後，隻要繼承製度不受到挑戰，總會有一個人相應的被自動送上履行帝王職責的職位，不管他是否準備好能切實履行這一職責。萬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個。翊鈞歲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聖太後和張居正的教導。慈聖太後教子極為嚴格，當翊鈞隻有三四歲的時候，就開始每日要在寅時被太監叫起去聽張先生的授課。這個時候大概就是現在早晨四五點鍾的時候。
張先生對小皇帝的授課也絲毫不苟，一旦翊鈞在背誦經史課本時有錯或是瞌睡，張先生一定會拿出嚴師的身份加以斥責，甚至是罰打手板心。這種經曆在翊鈞成年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仍然對張先生非常敬畏。張居正身居內閣首輔多年，與翊鈞皇帝重視他們多年來的師生情誼分不開。然而這種敬畏感也並非自始至終表現為對張先生的愛護，多年以後，張居正被清算，他對小皇帝的鐵麵無私也並非沒有付出代價。翊鈞想起幼年與張先生上課時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1582年是翊鈞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冊封過九位嬪妃，其中就有一個在他今後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當時被稱為淑嬪的鄭氏，後來的鄭貴妃。鄭貴妃當時不過14歲，然而翊鈞卻對她一往情深，並且至死不渝。
鄭貴妃喜歡讀書，同時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對翊鈞隻有敬畏和服從。在某種意義上說，鄭貴妃不是把他當成一個皇帝，而是當成一個男人來看待。他們經常在一起讀書、參佛，甚至把他們願意生死同穴的誓言書寫下來放置在錦盒中。
愛情讓翊鈞對鄭貴妃許諾將他們的兒子封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這種不違綱常倫理的教育在翊鈞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還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魄力真正履行這一諾言。在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裏，他竭力維護他與鄭貴妃的愛情的最有力證據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識地與群臣對抗。
但是，即使到1620年他以57歲的年齡駕崩時，他也始終沒有能給予他寵愛的鄭貴妃他想給予的一切。他們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話，他生前未能好好愛自己心愛的女人，在死後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翊鈞身邊的是他一生中從未愛過的孝端皇後王皇後，而他所愛的鄭貴妃則在死後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處皇陵中。
“罷工”皇帝的病態人生
在他親政的後20年，他基本上是一個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萬曆後期朝政的混亂，直接導致了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軍隊在與努爾哈赤軍隊的薩爾滸一戰中喪師10萬，從而喪失了明軍對後金軍隊的優勢，間接導致了明代最終被清朝取代的結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那麼，神宗是什麼時候從一個立誌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麼東西讓皇帝墮落得如此厲害呢？雖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於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但是學者們也認為，神宗之怠於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的背後，是他個人酒色財氣的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