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臣子們有一定的話語權，哪怕被當廷杖死，也要據理力爭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諫被杖死、瘐死的不計其數，然而白發蒼蒼的大臣們，不怕被當廷扒下褲子，屁股開花，也要前赴後繼地上疏。這是出於長期文化積累的對於敢於直諫即為忠臣這個符號的認可，死諫可青史留名，也是氣節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權，用在軍國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的滿朝大臣，把精力耗費在這樣無意義的事情上。孰賢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麼來，偏偏大臣認準了死理。
從小嚴母厲師的關於帝王之道的教導，他知道大臣們是對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萬萬不能接受。於是同樣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樣，他隻能極不情願的屈服於群臣，甚至用撒謊和拖延近於無賴的手段，口頭上說明年就立，卻不講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來唯一臣子們和萬曆能和解的機會在於皇後死了就好了，那樣的話萬曆就可以封鄭貴妃為皇後，按立嫡的原則，大臣們就沒話說了。偏偏這位多病的皇後硬是正位中宮42年，和萬曆死在同一年。皇後賢孝，很得太後歡心，廢不得。
長壽的皇後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機會，不得不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立了長子。也許這就是天意。這場無謂的君臣間的較量是曠日持久的，消耗了萬曆帝勵精圖治的決心，所以他消極反抗，既然辛辛苦苦當個明君，百年身後，最心愛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遠在一起，反倒是那個毫無感情，與一段肮髒記憶有關的宮女長伴地下。
他不理朝政，他貪財，也許都出於這麼一種報複的心理，既然拗不過你們，萬年之後我也將永遠痛苦。那這江山還好好治理做什麼，最好是把天下的財富都搜刮來送給小兒子，至於江山被弄得怎麼千瘡百孔，留一副爛攤子給老大去繼承好了。所以他不問朝政，隻顧拚命搜刮，重重賞賜福王（即鄭貴妃之子）。他隱居深宮，誰也不能見到他，隻有小兒子福王可以。
也許這正是變相的傳天下給小兒子。至於國家的情況愈來愈壞，這有什麼要緊的，隻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們不是非要他繼位嗎？好，正好留副爛攤子給他，這就是對固執的大臣們和上天命運安排的報複。
所以，無論大臣們多麼沉痛的指出形勢多麼危急，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他居然仍然無動於衷！這不僅僅是黃仁宇所說的“消極怠工”了，這應該是有一種報複快意的變態心理了。萬曆帝也許是故意要如此的。
世間何須張居正
在萬曆時代，就算是再偉大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最終的命運也隻有一個，那就是滅亡。張居正如此，海瑞如此，李贄如此，戚繼光如此，萬曆王朝，簡直變成了吞噬精英的黑洞。
本來就是如此，一個腐朽的時代，哪裏需要張居正這樣不世之才呢？
入閣拜相的士大夫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評價張居正說：“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軒朗，長須，而且注意修飾，袍服每天都象嶄新的一樣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儀表相一致。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於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自從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後，內閣首輔就成了事實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首輔不下數十，但真有作為，在曆史上引人矚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張居正。
《明史》說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贄也稱他是“宰相之傑”。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他從小穎敏絕倫，胸有大誌，十三歲時寫的文章就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垂青，顧璘誇他有“將相才”。張居正十六歲中舉，顧璘又解犀帶相贈。他二十歲赴京會試不第，二十三歲再試成功，中二甲進士，改庶吉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為“儲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種練習辦事的清閑生活，但張居正此時卻不清閑。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真地研究國家的典章製度，總結曆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探討治國的方法，從而為他後來的執政奠定了基礎。三年後，他授翰林院編修，以後又任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和裕王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再升任侍講學士，領翰林院事。這段期間，他一直在作積極的準備。他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樂觀心情，等待著脫穎而出的一天。
這一天終於來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為穆宗。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被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大政。他入閣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當時的首輔徐階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遺詔，在遺詔中“盡反時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樸傳》），糾正了世宗時期的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