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就曾指出，與1591—1600年間相比，1641—1650年間美洲黃金輸入歐洲數量減少92％，白銀減少61％，這一減少與中國和美洲貿易擴大有關。由於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大量流入中國，17世紀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議放棄菲律賓殖民地。
對內：銀本位幣製的確立
早在周代，中央財政“九賦”之中的“關市之賦”已經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已相當發達的唐、宋以後，各朝仍以實物為正賦，貨幣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依然隻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條鞭法，白銀成為正賦，財政製度才發生了根本轉變，其中對外貿易在這一轉變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對外貿易的發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貨幣收入。在明初朝貢貿易中，明政府對外國貢船夾帶的私貨一律免稅，加之回賜一般大大超過貢品價值，朝貢貿易對明朝財政實際上是一種負擔。其後，朝貢貿易日趨衰落，民間貿易興起。弘治、正德年間，明政府對民間貿易進口貨物實行“抽分”製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貨物作為進口稅。至遲到萬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後對入口番貨改征貨幣。盡管走私猖獗，入口貨物“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稅收入仍然相當可觀，僅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一個港口，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舶稅收入就達2.9萬餘兩。
在某些對外貿易發達的地區，對外貿易市舶收入甚至成為當地財政的支柱。自正德以來，廣東文武官員俸祿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廢廣東市舶司後，自兩廣巡撫以下當地各級官員屢屢上疏請求重開，所持論點即是粵中公私諸費多取自市舶商稅。
更為重要的是，明代巨額對外貿易順差消弭了困擾中國數百年之久的“錢荒”，從而間接推動了貨幣財政製度的確立。
唐代稅收兼用錢幣和穀帛，而穆宗長慶年間戶部尚書楊於陵針對錢荒提出的對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實質上是企圖以財稅製度的倒退來減少對錢幣的需求，從而緩解錢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推行兩稅法，統一以錢征稅。由於錢幣本已不足，實行兩稅法又增加了對錢幣的需求，致使錢重物輕現象日趨嚴重。至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40年間，米一鬥由200文跌至50文，絹一匹由400文跌至80文，納稅人實際負擔成倍增長，朝野上下怨聲載道，唐廷最終不得不於長慶元年廢除兩稅法。
元代課征賦稅已廣泛使用紙幣，明太祖鑒於元末的惡性通貨膨脹，倒退為實行實物財政製度，田賦以征收米、麥為主，附征絲、麻、棉等土產及貨幣，前者稱本色，後者稱折色，百姓還要承擔徭役。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實物財政製度弊端的日益暴露，從明朝中期開始，一些地方陸續擴大征收折色，減征本色。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允許南京、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福建將原征米麥400萬擔折納“金花銀”100餘萬兩。正德元年（1506年），官方又正式承認“銀差”，允許部分徭役折征銀兩。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進行曆史性的財政稅收製度改革，在全國全麵推行浙江巡按禦史龐尚鵬等人所創的一條鞭法，一切賦稅、徭役統一折銀繳納，標誌著中國貨幣財政製度最終確立。一條鞭法為清朝所承襲，並進一步加以完善。一條鞭法沒有像兩稅法一樣引起物價暴跌而失敗，原因就在於白銀不斷內流，盡管實行一條鞭法加大了對白銀的需求，白銀供給依然較為充裕。而一條鞭法發端於對外貿易發達的浙江、廣東、贛南等地，也絕非偶然。
一條鞭法的全麵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認了白銀的本位貨幣地位。貨幣財政製度本身是建立在已相當發展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一切稅課、力役折銀繳納，又直接擴大了白銀貨幣的使用範圍，同時大大削弱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更多的農民得以擺脫土地的束縛去從事工商業，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間接擴大了白銀貨幣的使用範圍。凡此種種，都使白銀本位幣的地位更加鞏固。
鄭和下西洋期間，中國與海外各國的貿易，是通過朝貢貿易、國際貿易和民間互等方式進行的。所謂“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被政治麵紗遮蓋起來的官方貿易。海外各國派遣使臣來中國以“貢”的形式，向中國皇帝進獻“方物”（土特產）；中國皇帝派遣使臣以“賜”的形式，賞給海外各國所需的絲綢、瓷器、鐵器等物件，這本身就是一種物與物的交換，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官方貿易。隻不過，明朝政府為了顯示中國的富強，往往“賜”大於“貢”，實行著“厚往薄來”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