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失官格、有失人格的人又怎麼能讓其繼續當官呢！然而，公平地說，這也不能全怪那些買官者。“插起招軍旗，自有吃糧人”，當那些掌握官權、官命的人把官位當做商品出賣的時候，要下級官員不用行賄的辦法買官，簡直不可能。也可能有那麼幾個官員鄙視賣官而不為所動，守住為官、為人的道德底線，但大部分官員是抵製不了這種誘惑的。而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也並非甘願如此，而是萬不得已而為之。除非他不想當那“勞什子”的官了。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說，戚繼光選擇買官，並不能說他的個人道德品質有很大的問題，而是要看到在那個時代，他不得不如此的一種慣性力量。
當一種情況成為多數人的行為和舉動的時候，即便這行為和舉動再不好，也不能簡單地指責這些人和事。如果這樣，那就太幼稚了。行賄買官說到底也隻是流，而不是源；隻是果，而不是因。隻有從源頭上截斷，從原因上杜絕，這流才流不出，這果才不會發生。但這源和因，有賣官者個人的因素，更有體製的因素。嚴懲作為源、作為因的賣官者是絕對必要的，但更要在作為源和因的體製上下工夫，動手術。
在政治腐敗的明朝中期，根本不可能做到整肅政治風氣、消除賣官惡習，就算是後來的張居正改革，實際上也沒有改變這個局麵。
為國靖海的衛士
戚繼光買官，不是為了去盤剝百姓，也不是為了去光宗耀祖，而是為了做實際的事情，這就是抵禦為禍東南沿海幾十年的倭寇。
從明世宗的時候開始，有一批日本的海盜經常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騷擾。他們和中國的土豪、奸商勾結，到處搶掠財物，殺害百姓，鬧得沿海不得安寧。曆史上把這種海盜叫做“倭寇”。1553年，在漢奸王直、徐海的勾結下，倭寇集結了幾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蘇沿海登陸，分成許多小股，搶掠了幾十個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見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來越嚴重，使躲在深宮裏的明世宗也不得不發愁了，叫大奸臣嚴嵩想辦法對付。嚴嵩的同黨趙文華想出一個主意，說要解決倭寇侵犯，隻有向東海禱告，求海神爺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趙文華的鬼話，叫他到浙江去禱告海神。
後來，朝廷派了個熟悉沿海防務的老將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幾個勝仗。但是不久，浙江總督張經被趙文華陷害，俞大猷也被牽連坐了牢。沿海的防務沒人指揮，倭寇的活動又猖獗起來。朝廷把山東的將領戚繼光調到浙江，才扭轉了這個局麵。
而這個時候，在嚴嵩那裏買到官職的戚繼光開始了他抗擊倭寇的生涯。戚繼光赴浙江就任時，東南沿海正值倭寇蹂躪猖獗，把悲觀和惶惑帶給明朝市民，南京12萬駐軍竟對幾千名倭寇毫無對策。這種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情況讓戚繼光焦慮。
他到了浙江，先檢閱那兒的軍隊，發現軍隊紀律鬆散，根本不能夠打仗，就決心招募新軍。他一發出招兵命令，馬上就有一批吃夠倭寇苦的農民、礦工自願參軍，還有一些願意抗倭的地主武裝也參加了進來。戚繼光組織的新軍很快發展到4000人。他有條不紊地實施建軍方案，明確官兵的職責，統一武器的規格，尤其是確立鐵一般的軍法，以此端正軍隊的作風。
戚繼光是個精通兵法的將領，他懂得兵士不經過嚴格訓練是不能上陣的。他根據南方沼澤地區的特點，研究了陣法，親自教兵士使用各種長短武器。經過他嚴格訓練，這支新軍的戰鬥力特別強。“戚家軍”的名氣在遠近傳開了。
戚繼光為了改變裝備的劣勢，開始重新采用“包鋼”技術，他仿製日本長刀鍛造“戚家刀”。這種刀的刀身類似日本刀，不過長度要比日本長刀短小，有八十到九十厘米左右，而且為了適合明軍的使用習慣，刀柄有一個向下的弧度，這使得明軍在兵器上擁有了對抗能力。
為了對付日本武士的靈活散攻戰術，戚繼光創造了“鴛鴦陣”。“鴛鴦陣”是一種七個人或九個人，甚至是十一個人一組的陣法。其中七人陣法是中間一個拿狼筅（砍下來的大竹子），中間這個人身高馬大，拿一個茅竹，兩邊兩個人是長槍手，長槍手的兩邊是兩個盾牌手，拿盾牌，拿腰刀，這看來是一種攻防兼備的陣法。
《紀效新書》中明確記載了以十一人為一隊的陣法，居首一人為隊長，旁兩人夾長盾，又次二從持狼筅，複次四人夾長矛、長槍，再次二人夾短兵。陣法可以隨機應變，變縱隊為橫隊即稱兩儀陣，兩儀陣又可變為三才陣。
過了幾年，倭寇又襲擊台州（今浙江臨海）一帶，戚繼光率領新軍趕到台州。倭寇在哪裏騷擾，他們就打到哪裏。那些亂七八糟的海盜隊伍，哪兒是戚家軍的對手，交鋒了幾次，戚家軍每次都取得勝利。最後，倭寇在陸地上無法立足，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繼光又用大炮轟擊。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燒死或掉到海裏淹死，留在岸上的也隻得乖乖投降。倭寇見到浙江防守嚴密，不敢再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