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事實上，明朝時中國具有很強的航海能力，但由於明朝政府的規定，海防後來卻出奇的弱。
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當時的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發達。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也有利可圖，但因為明朝的“禁海令”，和國外通商是被嚴令禁止的。中國出產的茶、瓷器和絲綢都能在海外賣個好價錢，據說絲綢運到南洋價格可以提高十倍。這樣一來，一些中國的商人或海盜，如王直、徐海等人為了經商發財，開始與倭寇互相勾結，形成海上走私集團，使得倭患愈演愈烈，那些商人也就成為了倭寇的一部分，才有了《明史·日本誌》所說的：“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的說法。
王直，《明史》亦做汪直，這個人扮演的角色很關鍵，他的一生也和當時的“海患”聯係在一起。王直是徽州府人，由於同鄉關係，他成為“徽商”代表人物許棟的得力幹將，一起從事海上的私自貿易，舟山的雙嶼成為了他們海上貿易據點，而且由於有一些在南洋的外國商人支持，他們擁有一定海上作戰實力。由於和沿海當地的富商之間的債務衝突引發了一些流血事件，引起了朝廷的重視。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總督朱紈率軍突然襲擊掃平雙嶼，朱紈的強硬做法，引發了當地從中取利的商人的不滿，他們勾結朝廷官員攻擊朱紈，最後導致朱紈憂憤自殺。
在“雙嶼之戰”後，由於徽商首領許棟逃逸並再也沒有出現，王直收集殘兵，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烈表山位於定海縣偏北約五十裏的海中，和東南麵的金塘山隻一港之隔，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在《籌海圖編》中曾提到：“王直，少落魄，有任俠之氣。及壯，多智謀，善施與”。可見他還是有些能力和魅力的，在這期間王直的部隊在烈表山還隻是從事私自海外貿易活動，但不讓手下搶掠，因此意見的不和使王直和徐海、陳思盼等人分裂，而且王直還總是設法與當地明朝官員接近，甚至幫助政府剿除某些海盜性質的海商，以換取當地官員的好感和支持，從而達到政府同意開市交易的目的。
在先後剿滅盧七、沈九、陳思盼、鄧文俊、王丹等海商集團的戰鬥中，王直和他的私人部隊表現出色，也使得他的海上壟斷地位逐漸確立。其實，當時王直和沿海一些百姓的關係相當不錯，後來的巡撫王抒就曾經寫道：“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饋之，打造槍刀、鉛彈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
明朝是個沒有“創造力”的朝代，貌似強大，卻過度重文輕武，演出過一些如“土木堡之變”之類的鬧劇。當時奸臣和宦官一起禍亂朝政，朝廷自己卻還做著“天朝上國”的清秋大夢。“禁海”就有些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當時的賦稅很重，而明國的物產豐富，沿海百姓可以從海外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潤，也就造成了當地百姓和王直的互助關係。不過王直和當地官員的親密關係並沒有起到什麼好的效果，朝廷還是執意反對海外貿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朝廷委派山東巡撫王忬為浙江巡撫兼提督，專門處理此事。此外，朝廷還調來了武舉出身、駐守廣東瓊州的右參將俞大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閏三月，明軍將領俞大猷和湯克寬分兵夾擊烈表山，但在王直率眾的堅守之下屢攻不破，最後明軍兩個士卒近乎於玩命似的潛入了烈表山，並點燃了寨中的火藥庫，俞大猷趁勢進攻，王直率部在亂軍之中突圍，在收集殘部以後，他已無處可去，隻好流亡他鄉。
海盜、殖民者、民族敗類
王直率領殘部在日本的平戶定居，並和當地的日本人搞好關係，建立了新的根據地。在《大曲記》裏曾記載“有個名叫五峰的大唐人來到平戶津，住在現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國式房屋。”其中“五峰”所指的就是王直。
另外要說的是，一般的說法是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書還把他們稱為“海寇”，而在那之後，王直的部隊中編入很多日本武士，在作戰時也用日本妝束進行偽裝，從此，“倭寇”一詞就屢屢出現在明朝朝廷的奏折中，這也算是今天這個“常用詞”的起源，王直也自然成為了倭寇的帶頭大哥。
這一點很難想象，明政府所指的倭寇的頭頭竟然是一個中國商人，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成員都是流亡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漁民。
王直在日本訓練軍隊學習日本刀法，並把日本武士作為作戰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說烈表山之戰以前他還算是商人的話，這個時候他已經成為海盜了，朝廷官員的背信也使他開始報複。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的部隊開始對浙江等沿海地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日本當地的一些流浪武士也加入進來，同行的還有散居的各種海盜組織。
由於當時明朝的海防極弱，他們像蝗蟲一樣陸續掃平了當地的官署和海衛等一些海防設施。不僅如此，他們還陸續攻擊縣城和鄉鎮，對當地的百姓進行燒殺搶掠，給當地造成很大的損失，這也徹底改變了他們和當地百姓原有的親密關係，各地的民眾和鄉紳也開始自發抵抗倭寇的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