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軍隊大部分由破產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組成，他們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但是比崇禎加派練餉訓練出來的軍隊的戰鬥力要強很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嘲諷——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沒有得到任何援助與救濟的災民，與掌握著他們生殺大權的王朝與皇帝之間的戰爭，結果是占有資源最多的一方失敗。
得知農民起義之後，崇禎采取的應對策略和對待滿洲人的策略大抵相同：以剿滅為主，誘降為輔，最後的目的還是全部剿滅。基於這個思路，他又派軍隊到西部去鎮壓農民的起義，而軍隊戰鬥所需的費用，還是要繼續加派新稅，由沒有起義的農民負擔。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麵，農民是因為負擔過重而起義，但朝廷和皇帝沒有給他們減輕賦稅，相反，卻以暴力鎮壓的方式逼他們與朝廷作魚死網破的鬥爭；另一方麵，不堪重負的農民起義了，而因為某些原因不能或不願起義的農民，則因為朝廷要鎮壓起義者而加派新餉而變得負擔更重。
久而久之，這個惡性循環將把所有的農民都推到起義軍中去，因為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想免除的苛捐雜稅反而更多，自己的生活不時在死亡線上掙紮……也隻有起義以奪取最後的出路了。
停滯的帝國：亡國背後的餘音
崇禎朝無疑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在它之後的中國沒有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緊隨其後的康乾盛世也不過是給我們演出了一場封建盛世的絕唱而已。同一時期，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率先拉開了憲政共和或者說準憲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將迎來彼得大帝親近西方和學習西方的時代，對中國這塊肥肉虎視眈眈。而此時的崇禎皇帝忙於鏟除客氏和魏忠賢集團，為鞏固政權掃平障礙。
與歐洲的封建集權製不斷削弱相比，中國的封建中央集權製呈現著不斷上升的趨勢。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黃宗羲反帝王的思想並不僅僅流於情緒的宣泄，而是試圖用製度設計來對君主的權力進行製衡，但是這種製衡理念還僅僅停留於用宰相和內閣六部來製約皇帝權力的初級設計之上，曆史的局限性使他無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實上，明末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如火如荼的黨爭之勢非但沒能削弱帝王的權力，反而從客觀上更加鞏固了帝王的絕對權威。
與崇禎同期的歐洲諸國也同樣處於一個風雨飄搖和巨變的關口。與中國不同的是，在這個關口，一支新興的力量開始在曆史舞台上嶄露頭角，歐洲諸封建王朝已開始受製於基於跨國貿易之上而產生的新興的財富階層，各個海洋國家要想在強國林立的歐洲站穩腳跟，不得不一步步地依賴和鼓勵這種階層的存在和壯大。
了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班牙國王會支持意大利人哥倫布去尋找新大陸，並且屈尊與他簽訂了關於掠奪來的財寶按比例分成的契約，而明王朝卻會勞民傷財地派遣鄭和七下西洋，炫耀國威，終因耗費過大而不得不終止。從民間自發產生的、比西方先進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也由於帝王懼怕“外通蠻夷”而被扼殺於繈褓之中。
就在西方不知不覺為製度變遷進行鋪墊地時候，中國的君主們包括勤勉的崇禎皇帝卻殫精竭慮地鞏固王權，其他能對王權構成威脅的一切不穩定因素，諸如宗教、地方勢力、工商階層、海外貿易都牢牢掌控於王權之下。在明朝之前，曆朝曆代還設有宰相之職，內閣六部以及宰相對皇權還有一些製約，而自朱元璋開始，罷丞相一職，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人，甚至設立錦衣衛和東廠、西廠監視百官和江南士紳階層，開特務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權已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在這樣的祖宗之法麵前，勤勉有加的崇禎皇帝從其先輩那裏所能繼承的治國智慧也隻能局限於宮廷政治上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至於其他的經天緯地之才，便乏善可陳了。
他本想休養生息，發展生產，但是，巨額的戰爭費用和臃腫的官僚體製的耗費無度，都使任何“慈悲”的政策轉眼之間變為“苛政”，麵對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境況，崇禎雖然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詔”，但是，這種“自我批評”的理想主義道德境界於國計民生毫無用處。
任何製度變遷首先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根本的製度安排是對民間創造力特別是製度創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導和肯定，中國的曆代帝王，包括崇禎在內，當然不會“英明”到讓臣民都富裕和強大到能與之分庭抗禮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謂的“仁政”終究都是花架子。
崇禎的悲劇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不僅要擁有強勢的權力地位，而且要充分地尊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