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南雷詩曆·八哀詩（之五）》寫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弦。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泫然。”
他臨死前還呼喊著“當初不死在乙酉日，現在不是太晚了嗎？”
因怯懦和一時的動搖（水太冷）而變成千夫所指的貳臣，這可能是他當初進入官場時所始料不及的。
遺民：最強勢的弱勢群體
在明朝滅亡之後，有一個詞變得響亮起來，那就是“遺民”。
什麼叫遺民？說得簡單一些，遺民，就是那些在舊王朝滅亡之後，不肯和新王朝合作的人。
表麵上看來，遺民屬於弱勢群體，他們沒有武裝，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更沒有權力。然而，他們卻是一個強勢的群體，因為他們靠著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支撐著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一生為之奔走。
明末有一批著名的遺民，比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然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遺民，顧炎武的同鄉歸莊身上，最能體現遺民這種“最強勢的弱勢群體”特色。
改朝換代：遺民的節義觀
歸莊（1613—1673），字爾禮，又字玄恭，號恒軒，入清後更名祚明。江蘇昆山人，歸有光曾孫。性嗜酒，長於草書，更精墨竹，工詩文。為人豪邁尚氣節，世目為狂生，曾有“歸奇顧怪”之稱。早年讀書求仕，清軍南下後參加反清鬥爭，失敗後“佯狂終生”。
歸莊於明亡後選擇了“佯狂終生”，即一種入世與出世的奇特組合，一個似出實入的生存狀態。他的出世，是不仕，不與朝廷建立官方聯係，政治上不謀立功。順治二年，歸莊“始不應試，不為詩文”。四十幾歲時，歸被提學給事中請旌給扁，他婉言拒絕了。這表明他已斷絕了入仕之念。
他更主要的方麵在於入。早年積極謀立功名，參加科舉應試，加入複社，為鄉民募建橋款。國難時毅然投入抗清活動，昆山被圍時極其英勇。清兵南下後，歸家三世七人亡故，其友人中亦多人罹難，國禍家難深重。而歸莊並未一死了之，而是在痛苦的反思後將立德立言作為己任。他南渡錢塘江，北涉江淮，籌印太仆文集，築屋先人墓旁，潛心向學。其佯狂的背後實為一顆積極入世之心。
談到易代士人的生存方式，節義必然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核心範疇。在最極端的選擇，即生與死上，當時士人的普遍觀點是否如“不能死節，靦顏苟活”、“恨其不能死”般的嚴苛，我以為值得商榷。
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中，對於曾發誓以死報國，後貶居鄉裏的徐先生，歸莊以為“先生以微官裏居，義可以不死，至今斂跡海濱……即全其天年，以無愧於亡友也”，他對徐的不死並無咎言。而這位徐先生，當初隻是因為其赴任地“地方之艱危，前令之受禍”、“醜地危時，不可測也”，所以才會有“誓不反顧，以死報國”之語；而當其被免官隱居，即脫離了不得不死的具體環境後，遂於家鄉“全其天年”。
歸莊自己也多次談到生死的問題。在《斷發三首》中，他說“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兩白頭，三男今獨子，我複不反顧，殘年安所倚？”如果說家難後因奉老盡孝而不能死的話；在安葬父母後，歸莊又當何以自處呢？
他在《聞詛》中寫道，“顧自二十年來，家禍慘痛宜得死，窮惡宜得死，舉動魯莽宜得死，文筆不慎宜得死，”“夫以數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蓋祖宗庇之，天赦之。”說的慷慨氣壯，非但不諱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時人對殉節與否的生死觀由此也可見一斑。由此可見，對於普通群體而言，生死的選擇更多的是取決於具體環境而非來自上層話語的死節標準。他們更看重的也許是生的現實努力而非死節的象征意義。事實上選擇死的也確是少數，除去那些為勢所迫不得不死的，多數人選擇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價值證明生存依據。
當時的普遍觀念，尤其是中下層士人的主流意識仍偏向於生，甚至可以說時論對於生死的輿論還較為溫和。
易代之際，相對來說，士人的處境較為艱難，生存空間也極狹窄。但也恰因如此，他們反而創造出了許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士人的生存選擇。
他們如何看待投降者
變節、仕清一向被認為是極敏感的話題，因其關乎知識分子的氣節，民族精神的高尚性問題。此種有意無意的顧慮，某些時候可能有礙於曆史真相的讀解。
錢謙益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歸莊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歸之性格、氣節，當不屑與錢來往，更別說深交了。
但事實上，在歸的生活中，顧是執友，錢是良師，兩人對其影響極大。歸自始至終對錢尊敬備至，感激有加。在無錢安葬家人時求助於錢，在顧炎武入獄時想到的亦是錢，可見顧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氣節著稱的歸莊何以“委身”拜於變節者門下，且與之交好終生不渝？這在今人看來極反常之事在當時會不會是極自然普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