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莊在《某先生八十壽序》（某先生即錢謙益）中，對錢之中道委蛇表示理解，“賊之名不必諱，”更是說得坦蕩直率，毫無心虛或有意寬慰之意；況以歸如此梗直之人，必不會假言以媚權貴。在《祭錢牧齋先生文》中，歸悲的是錢“遇之窮，以見嫉，不逢，喪誌終”，而非其變節仕清，壞了名節大義，為士人不恥。
歸莊與當朝官員的交往也似乎較為平常，在《送葉子吉太守北上序》、《博士張先生升任送行詩序》、《送張耐庵先生之任太倉序》、《天長司論張先生六十壽序》（張為一人）中，歸對他們的政績往往有讚許之言並提出建議。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張耐庵先生之任太倉序》中，歸莊說“今日江南州縣之官，皆不可為，唯儒官可為。”下文又說，“先生誠引而進之，崇獎其學，振作其氣，鼓舞其才。”（此張先生一直為學官）可見，他認為故明之人，尤其是為官者，應以學術傳承為己任。而此種思想與顧炎武所說的亡國與亡天下又頗為接近。在歸的《吳梅村先生六十壽序》中，歸莊的祝壽詞也是以吳的“推揚先道，下交晚進者”為中心的。此又可為一例。
另外，歸莊晚年曾因印刻自己曾祖父文集之事四處奔走，在吳梅村的薦引下求助禦史季滄華。季“以富貴驕人，自矜於聖，乃至戲虐，”歸遂“拂衣徑出”。歸開始並未因季的仕清而不願求助於他，後來與季的衝突也隻是因為季“以富貴驕人，自矜於聖，乃至戲虐，”而並非他的氣節有什麼問題。
種種事實表明，當時的遺民對仕清者並無明顯不滿之言、責備之意。一貫的道德準則似乎比變節與否重要的多。
此外，當時遺民後代仕清已極為普遍，甚至還獲得讚許。遺民中不乏仕清者，再算上接受清政府給予的褒獎、稱號者，如果以純粹的變節標準衡量的話，恐怕清白者寥寥無幾。而且，遺民對朝廷的態度也有了很大轉變。歸莊在《天長司論張先生六十壽序》時說，“今國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員雜流，亦得量才擢用，況科貢正遵，坐難於破格之舉乎？”可見他對清的官員選拔政策較為肯定，夷蠻等字眼已不複出現。
諸多方麵都表明，當時仕清者的處境並不如今人想象或者他們中某些人所言的艱難。
多元生存環境下的遺民
明清易代的複雜環境下，士人行為極其複雜。尤其是久被關注的名遺民們，他們或與新朝故國有密切之關係，或曾涉入仕途，或為某學派領袖。其言行的純潔性，反映士真實生存狀態的準確性都值得斟酌，一些簡單問題可能被複雜化，真實的狀態可能被異化。加上那些別有用心，欲借題發揮的人和以抵禦世風流弊為己任，出自善心的人，當時的士人氣節和道德標準遂被越抬越高。其實，中國自古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這也不足為奇。
如果承認了當時士人生存選擇的多樣化，就必然要涉及到遺民對當時人們為生存而采取的不同方式，比如投降、自殺、出家、隱居等方式的看法。當時的遺民，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苛刻，事實上，他們非常的寬容。
當時大儒黃宗羲說“亡國之戚，何代無之……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顧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士之分止於不仕，士之責在於保天下，時人的責任觀、價值觀於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