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價值觀的消解與重建的過程。對當時的士人而言，國亡、家亡、民族危亡，明清之際一係列的震蕩，衝擊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價值目標——行道、立功，士大夫階層基本道德要求忠、義、仁、孝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從國破家亡的傷痛、憤恨，到期待複明，投入複明的積極行動，最後到大局已定，眾多的士大夫將何去何從？痛定思痛，當衝動的感情漸漸淡去，理智浮出的時候，士以道自任的責任感突顯了。大多數的士並沒有一死了之，或僅在痛與恨中了卻此生，而是選擇了積極的生存。他們努力走出價值困境，重構價值體係，為自己的生存作出合理詮釋。於是，逃禪，仕清，隱居，遊曆……各種新舊形象應運而生，士群體發生了劇烈的分化。
一類人走向了虛無，他們完全否定了過去的價值目標，將儒家的立功、載道看成空。他們雖不真心向佛，但卻徹底遁入空門，不問人間事。這些人的價值目標沒有了，遂不追求任何價值。某種程度上說，他們也就喪失了自我的價值。
另一類人或因無法承受現實的打擊，或因深陷於舊的價值體係，於之坍塌時不願或無力重構新的，終於絕望，以至殉明。他們選擇了軟弱與逃避。
於是，曆史將使命交予了第三類人——價值體係的建構者。承擔當世之務是他們的共識。他們將義憤轉為責任，勇於探索新的體係，在這點上，無論是安居鄉野者、托身佛門者、於外漂泊者，還是變節者，都有其寶貴的價值。在建構與創造中，第三種人擴大了士的生存空間、選擇可能，增大了士群體的多樣性和生命力。
而這第三種人，就是生活在弱勢群體中的遺民，他們雖然不與新王朝合作，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地改變著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進而改變著這個社會。
降將：走投無路的選擇
人們常說投降清朝的吳三桂是千古漢奸，但人們很少知道吳三桂的舅舅——袁崇煥手下的大將祖大壽也投降了清朝；人們往往隻知道他們投降清朝是“賣身求榮”，卻很少知道他們投降之前的生活如何艱難；人們也許隻知道清朝用高官厚祿引誘這些將領，卻很少知道祖大壽曾經有過“假投降”的經曆，而且在他後來真正歸降的時候，皇太極還原諒了他當初的耍詐。
詐降的名將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率領八旗軍第一次入關，圍困北京，用反間計讓袁崇煥受冤而死，但袁崇煥製定的“守堅城，用大炮”一策，卻被繼承下來。崇禎年（1631年），明朝丟失沈陽後，便在大淩河修築圍城，並在此城中集中了明朝的精銳部隊，皇太極立即帶兵圍住大淩河城，蒙古各部落也率兵來會。城內明兵三萬多人，由祖大壽率領，皇太極吸取寧遠戰敗的教訓，決定隻圍不攻，迫使其糧盡援絕而投降。
兵力布置如下：正黃旗在城北麵之西側，鑲黃旗在北麵之東側，正藍旗在正南，鑲藍旗在南麵之西側，一蒙古旗在南麵之東側，正白旗在東麵之北側，鑲白旗在正東，正紅旗在西麵之北側，另一蒙古旗在正西，鑲紅旗在西麵之南側。蒙古各部貝勒率本部兵馬填堵各個旗之間的縫隙。
大淩河城頓時成了鐵桶一般，水泄不通，風雨不透。八旗軍城外連挖四圈壕溝，深七尺，壕溝之間建起垛牆，高一丈有餘，營盤45座，方圓50華裏。皇太極高臥城南山岡，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軍。
祖大壽驚呆了，歎曰：“逆奴圍淩，連挖四壕，彎曲難行，器具全備，計最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