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軍營裏眾人不服，認為袁世凱靠殺人媚上，好事者做了一首打油詩加以諷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今朝大展經綸手，殺得人頭七個來。”
七顆人頭，奠定了袁世凱在慶軍裏的地位。此後，在誘捕大院君、平定叛亂的係列事件中，袁世凱憑借著膽大果決大顯身手，不但為吳長慶深深信任，也贏得了複位後的朝鮮國王李熙的禮遇。“壬午兵變”平定後，清廷獎賞有功人員，一介白丁袁世凱因“治軍嚴肅，剿撫應機”，被授予同知，賞戴花翎。
不靠科舉也能當官，得意洋洋的袁世凱磕頭謝恩的時候，大概心裏會湧現“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詩句吧。
兩年後，吳長慶調離朝鮮，站穩腳跟的袁世凱卻步步高升，由李鴻章奏舉，任駐漢城清軍“總理營務，會辦朝鮮防務”。
這個職務相當於清王朝駐朝鮮的全權大使，與朝鮮國王平起同坐。就這樣，年輕的袁世凱在朝鮮淘到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子，當上了十二年的朝鮮監國。
1894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把朝鮮半島推入了戰火的深淵，同時讓袁世凱的朝鮮美夢戛然而止，最後灰溜溜地逃回國內。
風暴的源頭是“東學黨事變”。
2. 當冒險家碰上大騙子
“東學黨事變”是發起於朝鮮全羅道的秘密宗教起義，起義者不滿貪官汙吏、西方列強和日本，倡導以儒家傳統的“東學”對抗天主教等“西學”，他們的戰鬥口號是“懲辦貪官汙吏”、“斥倭斥洋。”
先是壬午兵變，後是東學黨事變，朝鮮為什麼那麼亂？
十九世紀末期的朝鮮時局，四個字就足以形容：內窮外患。
國內，李氏王朝政治昏庸，經濟落後，老百姓窮的吃不飽肚子。淮軍將領聶士成當時奉命考察俄朝兩國，在朝鮮他受到一位府尹的接待，食物卻“腥臭難以下咽”。他在考察日記中，對朝鮮城鎮民眾生活的結論是“荒陋至極，民苦可知”。
不但老百姓窮，當官的也不富裕。從老照片可以看到，當時朝鮮的一品官員出行時，交通工具居然是簡陋的獨輪車。
國外，日本、俄羅斯兩個強鄰像兀鷹一樣緊緊盯著朝鮮這塊腐肉，都希望在朝鮮事務上插上一腳，李氏朝廷內部順理成章分為親日派、親俄派，當然，更多的是親清派——畢竟中國是朝鮮幾個世紀以來的宗主國。
外憂內困，朝鮮全國怨聲載道，終於，1894年2月，震撼半島的“東學黨事變”在全羅道爆發了。
東學黨的起義軍拿著簡陋的刀槍弓矢，打敗了一批批鎮壓的官軍，朝鮮原本脆弱的軍事力量崩潰了。最巔峰時期，起義軍控製了朝鮮南部三道，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機構。這下，李氏王朝如坐針氈。
盡管很不情願，但朝鮮的當權者隻好選擇向宗主國借兵平亂這條老路了。
袁世凱密切關注著這場變動，在他的腦海裏，這場變動甚至是上天賜給他的機會：一旦中國發兵平亂，坐鎮朝鮮的他理所當然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自詡為軍事奇才的袁世凱，對東學黨不屑一顧：“方今東學跳梁，若使餘畫策，期以十日，必不難討滅之。”立功心切的袁世凱一方麵鼓動朝鮮向中國請求派兵，一方麵向李鴻章報告主張發兵，說：“韓歸華保護，其內亂不能自了，求為代戡，自為上國體麵，未便固卻。”
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相當於大清的最高軍事、外交首腦，多年的外交經驗讓他狐疑不決，他的顧忌來自於日本。
按照1885年簽署的《天津條約》，中國隻要出兵朝鮮，日本也有理由出兵。李鴻章最擔心日本乘勢出兵，形成亂局，清政府應付西方的老虎還忙不過來，萬一再招來東方的惡狼，豈不是得不償失。
不過，在風頭正健的袁世凱看來，日本容易搞的定。
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向袁世凱一再保證，對中國出兵，日本“必無他意”，最多是調來幾百兵保護使館而已。袁世凱在他的誘使下，終於鑽進了圈套。
在袁世凱一次次的來電敦促下，李鴻章終於打消了顧慮。
6月3日，朝鮮政府在袁世凱的催促下，攜政府照會正式請求中國派兵。6月6日，中國出兵，同時照會日本：我們隻是應藩國之請，平定叛亂後立刻全體回國。
事實證明，和日本人在國際事務上的欺詐比起來，袁世凱的才智實在遠遠不夠，他沒有想到：堂堂一個國家，堂堂一個政治家，說話居然這麼不算話！袁世凱以後的政治生涯裏，屢屢玩弄騙術，不能不說，在朝鮮的這段經曆，日本人給他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
3. 日本，連市井流氓都在請戰
兵發朝鮮，日本等待這一刻實在太久了。
日本是個懸浮在大海裏的孤島，在日本人看來，朝鮮半島簡直就是老天賜給大和民族最好的後花園。兩千年以來，日本一直覬覦著這片盛產大米的土地，或者說，覬覦著一條通往廣闊大陸的通道。明治維新以來，國內“征韓論”的嗓門越來越大，翅膀硬了的日本在朝鮮事務上，更是不遺餘力地事事都要插一杠子。一方麵，日本拒不承認中國和朝鮮的宗藩關係，宣傳朝鮮是獨立的王國；另一方麵，日本想方設法在朝鮮獲得了和清朝同樣的政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