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丁汝昌致以最深切敬意的，是鎮遠號上的洋幫辦——美國人馬吉芬。
馬吉芬回到美國治傷後，在《世紀》雜誌的回憶文章中寫道：“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溫和的紳士，他迫於濫命和強敵作戰而一敗塗地。及見大勢已去，盡畢生最後的職責，為了麾下將士的生命而與敵簽約。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他曾期望活著，但他知道祖國的不仁，對他的冷酷待遇將要超過不共戴天的敵國。在夜半孤燈之下，左思右想，飲鴆而逝。老英雄當時的感情究竟如何？”
做了右眼摘除手術後，情緒不穩的馬吉芬在一家醫院舉槍自殺。
那一天是1897年2月11日，正是他的老上司丁汝昌在劉公島自殺的兩周年忌日。
八、馬關，一個民族的傷心地
一個寂靜的清晨，留著花白辮發的大清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上路了。他所乘坐的德國商輪公義號，即將開往一個令他一生痛感恥辱的地方——日本馬關。他帶去的，是一個沒落王朝的尊嚴，返航時，他將帶回一個民族的巨大恥辱。
五年後，清末詩人吳保初東渡日本，舟過玄海灘，慨然吟道：“舟人那識傷心地，遙指前程是馬關。”
1. 遷都抗戰，清廷有這個勇氣嗎
旅順和威海衛的相繼失陷，標誌著日軍通往天津、北京的門戶已經打開。軍事上，清軍已經證明了遠不是日本的對手，西式武器裝備的淮軍每戰必敗，耗費巨資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誰都明白，北京是守不住的。
擺在清廷麵前的隻有兩條路：遷都抗戰或者忍辱求和。
放棄北京，遷都西安，堅持抗戰，這個看上去堅強不屈的建議是當時不少主戰派官員提出的，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帝師、清流領袖、戶部尚書翁同龢。
無論個人恩怨（李鴻章當年參倒了翁同龢的哥哥），還是政治主張（一個是洋務派，一個是清流派），翁同龢都是李鴻章官場上最大的敵手。甲午戰爭期間，主持軍事的李鴻章屢遭敗績，翁同龢更是不遺餘力加以攻擊。李鴻章主張委屈議和，翁同龢則力陳“遷都再戰”。事實上，翁同龢一力主戰，完全出自書生意氣，這也是“清流派”的通病，談起國事慷慨激昂，辦起實事卻百無一用。翁同龢為官清廉，在後世的名聲遠遠勝於李鴻章，但時人對他們的評價卻大同小異。清廷重臣榮祿在甲午戰爭期間評價兩人說：“常熟（翁同龢是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合肥（李鴻章）甘為小人，而常熟則仍作偽君子。”
那麼，遷都西安抗戰有無勝算？
從戰略上說，憑借國土的廣闊戰略縱深，用空間換時間，和敵人進行持久抗戰，二戰中中國、蘇聯都成功的證明了這一點的可行。拿甲午戰爭來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地大物博，資源、兵力遠在日本之上，如果全國咬緊牙關齊心抗戰，加以西方列強絕不會坐視日本一家獨大，國事尚有可為，不是沒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可能。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做了一次著名的“論持久戰”講演。但抗日“持久戰”的觀點，其實是甲午戰爭期間，兩江總督劉坤一的首倡：“有錢賠款，不如用兵兩年。況用兵兩年，需餉不過數千萬，較賠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費愈多。……‘持久’二字，實為現在製倭要著。”
另一個封疆大吏兩廣總督張之洞也提出了“遷都、勤王”的主張：“彼孤軍遠征，糧彈皆靠海運，分兵守則軍勢弱，不守則接濟斷，彼時一敗即不能支。”
至於清朝前線將領，雖然屢戰屢敗，但都是清一色的主戰派。遼東前線的老將宋慶致電：“願與天下精兵舍身報國。”
再看看日本。到１８９５年３月，侵華戰爭已經打了８個月，小小島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已消耗殆盡，甚至連最強硬的主戰派、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不得不承認：“國內海陸軍備殆已空虛，而去年來繼續長期戰鬥之我軍隊人員，軍需固已告缺乏。”中國戰場上，侵華的兩路日軍，因為巨大的戰爭消耗都處於休整期。日軍盡管在直接戰場傷亡不大，但疫病、凍傷等非戰鬥減員很多，據統計，日軍參戰的７個師團，傷亡減員達三萬多人，其中死亡和殘疾就達一萬七千人。因此，日本巴不得早日議和成功，威逼清朝割地賠款。
決定權在兩個人手上：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
年輕的光緒皇帝一向對外麵的世界很感興趣，他經常召見駐外公使詢問國外風情典故。不知道他聽說過這段故事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