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革命的纏繞
《舊製度與大革命》有一個著名論斷，我們已經耳熟能詳：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麵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許多人引用這段話，視之為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一旦重返曆史現場，稍加印證，便可知托克維爾所言的“最經常的情況”隻是偶然。大多革命，總是爆發在革命者的處境最壞——或者說，沒有最壞，隻有更壞——的時刻。這一點，中國的案例極具說服力。從大澤鄉到黃巾，從黃巢到李自成，古代的造反者，揭竿而起的時機，不是選在十舍逃亡九空屋、萬戶蕭疏鬼唱歌的災荒之年，就是選在執政者的苛政對民眾的剝削、壓迫最嚴酷的寒冬，唯有此刻，他們登高一呼，才能迅速點燃民眾心底的烽火，才能使革命精神的狂熱召喚一呼百應。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民不聊生，還有什麼處境比這更壞，更堪稱絕境呢？
曆史浩渺且不可知，托克維爾的論斷自然有其用武之地。他先分析：“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隨後舉出法國的案例：“封建製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製製度更難以忍受。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這樣的案例還能舉出許多。然而歸納法最大的缺陷正在於此，再多的案例，並不能推論一個觀點的絕對正確，猶如再少的案例，並不能推論一個觀點的絕對錯誤。托克維爾的著名論斷依然有其局限性，它適用於法國大革命，卻未必適用於俄國大革命；甚至，它適用於18世紀的法國革命，卻未必適用於19、20世紀的法國革命。
意味深長的是，它竟然無比適用於中國的辛亥革命。
第一個做此比對者，應是張朋園先生，盡管他未曾提及托克維爾之名。1969年，張朋園出版《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開宗明義，引西人之言：“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製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後。此一理論，如用以觀察辛亥革命前數年間的中國政治，似有其可信之處。”“高壓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構成不滿；痛苦愈是加深，愈無反抗的餘地……痛苦在可以忍受時，不滿就會達到高峰；當不滿的情況已經改善了，不滿往往造成動亂。”
這兩段話，如果不加標注，也許有人會誤以為是托克維爾之言。其實出自埃裏克·霍弗（Eric Hoffer）的The True Believer，前些年，此書譯為中文，即大名鼎鼎的《狂熱分子》。
戊戌變法：革命式的改革
我要重述一個論斷：戊戌變法被視為改革，細究其內容，卻更接近於一場革命——這正構成了改革失敗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論其實質，卻充滿了改革的味道。這十來年的中國，就像蕩秋千，一直在改革與革命的兩極之間搖晃不定，改革與革命相互格義、侵蝕，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精神搖擺人，或者稱之為變色龍。
為什麼說1898年的戊戌變法是革命式的改革呢？
先說這場變法的領導人，按通說，即康（有為）梁（啟超）。實則戊戌年的梁啟超，隻是康有為的跟屁蟲和應聲筒。“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的論斷，直到梁氏晚年才有所改觀。在戊戌變法期間，梁啟超的主要工作是宣傳與串聯，談不上領導改革。康有為之外，另一位發揮領導作用的人物是譚嗣同。許多重大計劃，皆出自康、譚聯袂。
康與譚，前者被尊為聖人，聖人的另一麵則是妄人。康有為之妄，可觀他給自己和弟子起的號，他自號長素，取“長於素王（孔子）”之義（另有一說，康有為的“長素”，出自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意為“成人後保持赤子之心”）。其門下五哲，陳千秋號超回，超越顏回；梁啟超號軼賜（軼，車相出也，引申為超車），超越子貢；曹泰號越汲，超越孔汲（孔汲，即子思，孔子之孫，孟子之師；一說此“汲”為燕汲，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之一）；麥孟華號駕孟，韓文舉號乘參，駕、乘之意，都盛氣淩人，用唐德剛的話講：“把曾參當馬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