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近代以來我最尊崇的人之一。倘平心而論，我隻能說，他是一個英雄，一個俠客，一個大丈夫，卻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甚至稱不上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性情，過於躁進，趨於偏激，好似今天的憤青；其才氣縱橫而不可一世，愛憎分明而不能容納異己。章太炎稱康有為“狂悖滋甚”，用於譚嗣同身上亦無不可。
這兩大領袖，一個妄人，一個憤青，論性格，論思想，論閱曆，論政治經驗（他們始終踟躕於政壇的外圍，並無多少行政經驗），皆非合格的改革者，而更適合幹革命。讀譚嗣同的書信，可知他早萌革命排滿之誌，並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他在致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道：“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複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歐陽中鵠的孫子歐陽予倩指出，譚嗣同與康有為主張不同，“他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譚嗣同在參與改革的同時，還暗地聯絡哥老會等武裝力量。他對這場變法的前景，也許從受召入京之時便不曾樂觀。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雖為小說，對譚嗣同的心理揣摩卻令人無比信服。戊戌政變爆發之後，譚嗣同對勸他一同逃亡的梁啟超說：“我在認識你以前，我本來可走革命的路，認識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幫手，所以我過來。如果當時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會毫不考慮的過來同你一起這樣走，你看了我發表的書，你早就認那些是激烈的革命裏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國不保大清，何嚐不也是革命裏子？我們很苦，我們都知道中國要救，可是誰也不敢斷定改良與革命兩條路到底哪一條行得通，或哪一條最近最快，或哪一條損害最小效果最好。這次政變，本質上是一種戰場上探路的性質，我們探路，證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決定陳屍在那裏，告訴大家猛回頭。告訴所有的中國仁人誌士，以譚嗣同為鑒，別再有任何幻覺。所以我的死，在這種意義上，有犧牲自己和苦肉計的意味。”“別人從表麵上隻知道我為變法而死，卻不知道我為變法可以不死。從高遠博大的角度來說，我不是為變法而死，我是為革命而死。”從這個意義上講，譚嗣同之死，不是獻給變法，而是獻給革命，不是獻給過去，而是獻給未來。
再說康有為、梁啟超一係，他們在進入權力中樞之前，政治觀頗為曖昧。1897年下半年，梁啟超受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去湖南辦理時務學堂，行前，在上海與康有為等一幫同誌商議對策。在漸進法與急進法之間，在“以立憲為本位”與“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之間，他們更傾向後者。故梁啟超在長沙，遇上原本就懷有革命之誌的譚嗣同、唐才常等三湘豪傑，言行十分激進。湖南的保守派領袖王先謙、葉德輝“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穴”，並非捕風捉影。待他們被光緒提拔，掌握了權力，才稍變其宗旨：既然改革大有可為，為什麼還要革命呢？對此，用一句時下的習語來講，叫“屁股決定腦袋”。在朝，在權力的正麵，便鼓吹改革；在野，在權力的反麵，便鼓吹革命。
屁股雖然暫時歸化了腦袋，腦袋裏麵的殘餘思想卻常常顛覆屁股的位置。激進的康譚，說到底並未理會改革的真諦：改革是一場妥協，是最講究平庸的政治藝術，不僅要團結同道和中立者，更要學會與改革的敵人和平共處並爭斤論兩。他們所製定的改革路線，近乎是狂飆突進，以霹靂手法，摧枯拉朽。如遷都、改年號、斷發易服、軍民合治等，很顯然不能付諸現實。再如康有為，回應變法的質疑者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此言一出，榮祿等人，以及那些持觀望態度的官員，怎麼可能還支持康譚的改革呢？
康譚的急躁冒進，曆來為人詬病。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與見證者黃遵憲說：“幾百年積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來治。這次（變法）的失敗就是新派人‘求快’兩個字的失敗。”需要注明的是，康譚“求快”，一麵取決於他們的思想和性情，另一麵，世變日亟，國難方殷，局中人都有時不我待之感，行事操切，在所難免。
改革與革命的一大區別，在於對暴力的依賴。當改革者號稱以殺人的手段推行改革，那麼這場改革的一隻腳已經滑入了革命的沼澤；當激進的改革戰車誤入歧途，另一隻腳不甘落後，改革者的整個身體幹脆都投向了革命。如你所見，在改革失敗的前夜，康有為與譚嗣同困獸猶鬥，狗急跳牆，籌劃“圍園錮後”，包圍頤和園，禁錮慈禧太後（據說楊深秀“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槍圍頤和園”，可為參照）。此時，這場政治運動，便不再是日拱一卒、篳路藍縷的漸進改良，而一躍升級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