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辨明。其一，名垂後世的“容忍與自由”一文，胡適作於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發表於《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此文寫作極其辛苦，單是標題，就三易其稿，初題為“政治家的風度”，後改作“自由與容忍”，最後確定為“容忍與自由”。從這三次修改，可見胡適對“容忍”的強調。此文開頭，胡適回憶他與布爾談話，說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過並未說明具體年月，隻模糊記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奈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推衍起來，應在1940年後。考胡適年譜，應可成立，1937年9月下旬，胡適動身赴美，直到1946年才返回故土。然而，考Burr生平，問題就來了。Burr生於1857年，死於1938年，胡適寫“容忍與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隻能與Burr的鬼魂談天說地。所以，這二人的對話——假如確有其事的話——應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適記錯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詞義，胡適譯為“容忍”——這是他的語法習慣，他從青年時期就喜歡使用此詞；查詞典，可知還能譯為“寬容”。這二詞本是近義詞，不過計較起來，還是有些差異。寬容的含義，比容忍正大。寬容發生在兩個平等的主體之間；容忍，如包容，則發生在強者與弱者之間。胡適采納“容忍”一義，正契合他所生存的年代的政治生態，隻是這麼一來，可能與Burr的初衷擦肩而過。在Burr立論的語境，總統與草民、富豪與乞丐並無高下之分，誰也沒有權力欺淩誰，誰也沒有必要容忍誰，所有的權力主體一律平等，在法律麵前尤其平等。然而，胡適直麵的社會狀況，卻與這種平等無緣。
試想，Burr此言，如果譯作“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會不會少一些爭議呢？
剛才說胡適好言“容忍”，始於早年，試舉兩例。1925年12月上旬，胡適致信陳獨秀，談上月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一事，認為“《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裏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這番感悟，比從布爾先生那裏聽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早了十數年。
1926年5月24日，胡適在天津裕中飯店，讀魯迅雜文集《熱風》有感，遂致信魯迅、周作人及陳源（陳西瀅），對他們之間長達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表示惋惜。信中說：“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裏，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信中還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
就這兩例來講，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並無不當。質言之，在公民之間，容忍的確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前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但是，這句格言的適用範圍僅限於此。推及到公民與權力者之間，容忍與自由的關係，就不再那麼明了。
我們必須注意一點，任何格言都有其生長的語境。脫離了語境，不是被誤讀、曲解，使淮南之橘，淪為淮北之枳；便是流於空談。譬如美國法學家哈羅德·J.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自是名言。不過，倘若細究對信仰的定義，此處之“信仰”，指一種宗教信仰的話，那麼此言斷難移植到中土，中國人對法律的態度，哪怕是法律人，都不免視之為工具理性，要上升到超驗的緯度，談何容易。
再如西諺“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它的成立，需要一個前提：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假如你腳下的土地並不屬於你，而為國家、集體所有，假如你對土地之上的建築物的占有，還有年限的製約，那麼你的房屋，哪怕如銅牆鐵壁，風雨不透，國王的鏟車卻隨時可能開進來，此刻，呼喊這一格言，不免被譏為不識時務的空談。
同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憲政國家的常識，卻是威權國家的謬論。不難想見，在威權主義治下，自由何其虛幻，何其脆弱，何其稀缺，你不呼籲民眾爭自由，反而呼籲他們容忍，不被視為權力的鷹犬、政府的走狗才怪呢。“容忍與自由”一文之所以激起巨大爭議，正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