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2年起，胡適就開始收集世界各國關於怕老婆的故事、笑話和漫畫，他發現，中國有好幾百個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卻無一個；美國、英國、斯堪的那維亞有好幾百個怕老婆的故事，德國卻無一個。“倘然我們做一個結論說，人類中間這一種怕老婆的低級種子，隻能在民主國家裏繁殖，不會產生在極權國家的土壤上，或者還不會錯吧？”
除了日本和德國，還有俄國，胡適說，全世界唯此三國無怕老婆的故事。他還提到與德日同屬軸心國的意大利，不過是拿來作為反例，稱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預言意大利遲早會背叛軸心國，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軍投降了。
有沒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個國家民主與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標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反之，凡是沒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是獨裁的或極權的國家。”從這“兩個凡是”來看，胡適顯然把問題簡化了。不說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國，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絕書，然而中國——無論古今——與民主的距離，相比德國、日本，孰近孰遠？不論民主的結果，還是民主的基因，與怕老婆的關係，一旦上升到宏大敘事（譬如一國的政體），也許並不如胡適所預期的那麼大。
有些時候，不是民主自身的問題，而是我們觀察民主的視角出現了偏差。我們慣於視民主為龐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應該落實於個體的細微言行；我們慣於從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應該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們慣於宣講“民主是個好東西”，殊不知民主隻是最不壞的東西——“不壞”與“好”，意思相同，角度相異，就像你麵前有半杯水，樂觀主義者說：還有半杯水！悲觀主義者說：隻有半杯水！認為民主為好東西，那是從樂觀的角度；認為民主為最不壞的東西，那是從悲觀的角度，現代政治的建構，毋寧更接近後者——當然，民主首先必須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基於此，可見怕老婆與民主之間，假如有一條隱秘通道的話，其前提當為：這裏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種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倫理——用胡適自己的話講，民主隻是一種生活方式。胡適高談怕老婆的故事與民主國家的關係，則屬誤入歧途；反倒是發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現民主的要義，與他對民主理念的熱愛和追逐。
與蔡朝陽一樣，胡適常常將“怕老婆”三字掛在嘴邊。古代中國，針對女性，有“三從四德”之說，胡適將其改編為“三從四得”，壓在男人頭上：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舍得。
有人從巴黎給他捎來十枚銅幣，上麵鑄有“P.T.T”的字樣。他頓生靈感，說這三個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諧音嗎？於是將銅幣分贈友人，作為“怕太太會”的證章。這就有些惡作劇的意思——胡適向來喜歡開玩笑，他還說，自己屬兔，老婆屬虎，兔子見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實上，宣揚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聞》（後改名《中國時報》）刊文“胡適之偽裝懼內”，稱胡適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這是虛君，實權自在首相手中”。胡適讀到這一節，哈哈大笑。
一個“怕”字，並不足以表現胡適以及許多號稱怕老婆的人對老婆的真實態度。這一麵源於漢語的匱乏，另一麵，則是在父權主義的中國，曆來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張妻子與丈夫是平等的主體，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惡名。反之，如“怕老公”，卻被視為常態，而非作為一種弊病，風行於閑人的口角。
胡適談“怕老婆”的時代，中國正從父權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型——可悲的是，至今轉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種激進甚至極端的姿態，譬如拚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以撥亂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雲雲，並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實質，胡適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為利器，解構男尊女卑的父權主義傳統——自由與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記，胡適談“怕老婆”的意圖，在於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淪為對河東嘶吼的恐懼與屈服，夫與妻，如兔子與老虎，那便無關民主。以“怕”為基石的政體，不是民主，而是專製。
最後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適這樣用心良苦的“怕老婆”，並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個國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並不必然是民主國家。我們隻能說，怕老婆如胡適、蔡朝陽者，相比那些善於欺壓老婆、欺壓女性與弱者的壯士，與民主的距離，則更近一米；他們更具備民主的潛質——如你所見，在胡適、蔡朝陽們的中國，民主僅僅是一種潛質。
201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