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與蔣介石的一張合影說起
胡適與蔣介石合影
胡適與蔣介石有一張著名的合影，攝於1958年4月10日。查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當天上午九點，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南港中研院考古館樓上發表演說，稱這一職位，自朱家驊卸任以來，蔣介石請他出山，他正在病中，曾數次懇辭，後念及中研院工作者都是老朋友，深感義不容辭雲雲。隨後，他請前來主持就職儀式的蔣介石致辭。查《蔣介石年譜》，蔣介石的講話內容主要為發揚民族倫理道德，複興中華曆史文化等。儀式結束，二人合影。
照片之上，胡適與蔣介石並肩而坐。蔣正襟危坐，儀容嚴整，身體向胡適一側微傾；胡卻蹺起二郎腿，談笑風生，意氣自若。這充分體現了二人的人格與性格之差異。蔣介石中年豹變，此後一貫以莊敬自律，從精神到舉止，莫不合於禮法，他參與公務的照片，幾乎都是正顏厲色，不苟言笑。胡適恰恰相反，他的照片，我收藏近百張，其青年時期，偏於嚴肅，眼中的焦灼與迷惘像時代的陰霾一樣揮之不去；中年以後，不論在何種場合，與何人合影，大都神態從容，襟懷灑落，從他臉上，你可以讀出什麼叫清雅，什麼叫坦蕩，這不僅緣於年齡和閱曆的增進，更緣於修為和思想的通達。
胡適與蔣介石這張合影，流布甚廣。如你所見，它常被拿來與周其鳳和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合影對比，以胡適的端正，暗諷周其鳳的卑屈，進而批判北大——胡、周都曾擔任北大校長——的墮落。這些批判能否成立呢，縱使結論無誤，其批判的邏輯能否自洽？以一人而廢一事，正如以一人的麵相、行止而廢一人，不免以偏概全。
胡適與周其鳳，確有差距。除了造物的不公（胡適是美男子，周其鳳如土行孫），我以為最大的差距，並不在他們與權力者的關係（若論關係，胡適與國民黨當局之親近，豈是周其鳳所能比），而在他們的人格。這不是要刻意貶損周其鳳，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不論是基於個人還是時代的因素，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像胡適那樣擁有健全的人格。這種人格，保證了胡適與任何權力者合影，都可以一臉坦然、淡定。
胡適並不孤單。他的學生傅斯年，在蔣介石麵前，比他還要霸氣，不僅平起平坐，高翹二郎腿，還嘴銜煙鬥，說話指手畫腳，當時滿朝文武都在蔣介石兩旁肅立，無人敢坐。
這能說明什麼呢：胡適一身傲骨，不向權力者屈身？蔣介石胸襟博大，尊重知識人？無論哪個答案，顯然都抬舉了一張照片的曆史重量。拿胡適來講，他的性情，其實並不以傲骨見長，他留給後世的人格遺產，當是自由、理性、寬容與堅忍，也許可以加上“獨立”——這與傲骨接近，不過還是不能等同。
在我看來，胡適與蔣介石並肩而坐，言笑自如，隻不過在表明：這是兩個正常人。就像奧巴馬，可以彎腰九十度，讓參觀白宮的小男孩撫摸他的腦袋，這能說明小朋友勇敢麼，或者奧巴馬謙恭？美國人會覺得，世間事本該如此，何必過度美化。
我們不能因為跪慣了，見到一個人直立行走，便高呼英雄，望而興歎，他隻是正常人而已。胡適與蔣介石的這張合影，當作如是觀。
對於胡適、蔣介石等民國人物，如今我們所陷入的誤區，是神聖化，正如以前所陷入的誤區，是妖魔化（說起來，坊間對周其鳳亦有妖魔化之嫌，聽說他在北大師生口中的名聲並不差）。對妖魔化，自然要撥亂反正，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然而無論怎麼反正，都該謹防過猶不及。
在神聖化與妖魔化之間，平恕之道和平常心才是治史之本。可惜，今人研究民國史，陳義過高之誤，幾乎無所不在，區區平常心竟成了稀世之珍。須知民國的月亮，並不比今日更圓。民國有自由、開放的一麵，同樣有專製、混亂的一麵。胡適在蔣介石麵前，讜論侃侃，直言無諱，這是事實；雷震案前後，他對蔣介石的委曲求全，被唐德剛斥為“懦弱的本性……畢露無遺”“百無一用之可憐”，被殷海光斥為“鄉願”“早年的胡適確有些光輝，晚年的胡適簡直沉淪為一個世俗的人”，這何嚐不是事實呢。
若你一定要讚頌胡適的傲骨，卻不該以這張合影為例，倒是在合影之前，蔣介石致辭，勉勵中研院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反共抗俄”“複國建國”之艱巨任務，隨後胡適上台答謝，第一句話就是“總統錯了”，“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他強調，中研院應該“為學術而學術”，恪守學術本位。對此，蔣介石氣憤至極，甚至“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他寫日記道，這是他“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胡適“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以至於在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他再未踏入中研院一步。論證胡適的傲骨，這一幕無疑更具說服力了。
轉念一想，這原也尋常。恪守學術本位，當是知識分子的本分，他們挺拔的脊梁，本該有這一塊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