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
從王照到胡適：天下事哪有捷徑
王照（小航）曾參與戊戌變法，彼時他官居禮部主事，一折參倒該部六位堂官，震驚朝野。變法失敗，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為、梁啟超門下，然而他與康梁不是一路人，終告決裂。後來他反思變法，不僅抨擊榮祿、剛毅及守舊黨“皆誤國者也”，還批判康梁等“亦庸醫殺人者也”。
他曾述及與康有為的一段爭論：“戊戌年，餘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王照與康有為年紀相當，故稱其“老康”。
這則史料，我在胡適的書中，至少讀到兩次。1930年10月8日，年過七十的白頭老人王照訪胡適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來應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適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結尾便引用了這段話。
王照“三十餘年拙論不離普及教育一語”：戊戌年，他主張多立學堂，以教育為新政之本；民國元年，他在上海發表《救亡以教育為主腦論》；民國十九年，他作《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依舊主張根本之計在於普及教育。這樣的人，這樣的精神，最對胡適胃口。因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一講，同樣是三十餘年。
1948年3月3日，胡適複信正讀大學、年輕氣盛的陳之藩，再次引用了這段爭論，並告誡陳“別說緩不濟事，緩不應急”。
王照的同代人、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段回憶錄，可為參照。李提摩太寫過一本題為《現代教育》的小冊子：“……在小冊子中，我建議中國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並為此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這個建議，李鴻章的答複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我說，那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他問什麼時候能見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我回答道。‘噢！’李鴻章回答說，‘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反觀現實，在我們身邊，“緩不濟事”、“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的話語正泛濫成災，“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蓄，終身不得”的告誡卻乏人問津，或被視為迂遠之論。不要說三年，有些人，連三天都不願等待，對他們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還說什麼深謀遠慮、百年大計？
到底有沒有時間呢，曆史足以證明康有為的錯誤。中國的轉型，確然千鈞一發，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離王照與康有為爭論的年代，已經超過了百年，轉型猶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見時間並非決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後的感慨：“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盡管在戊戌變法時期處於同一陣營，王照漸進，康有為卻激進，王照主張日拱一卒，康有為卻主張一步將軍，他們爭議的關節點，並不在時間，而在思想與行動的方式。
針對病入膏肓的中國，王照的藥方是靜養，康有為的藥方當屬猛藥，如其上皇帝書所雲：“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可惜藥效過於剛猛，非但不能藥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為們的急躁、操切與輕浮，正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大緣由。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曾用五個“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綱領：“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他開出的藥方，則與王照近似：“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後來他在獄中，還對譚嗣同說：“今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我輩死，中國強矣。”
曆史不容假設，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為、譚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穩健的張之洞、陳寶箴來主導、規劃，朝廷能否突圍，中國能否自救，誰知道呢。然而我們由此必須承認，改革與時間的關係一向十分微妙，它迫於時間的壓力，卻最需要時間的打磨；言必稱“緩不濟急”，將失敗的責任推到時間頭上，正是一種懶惰、懦弱的行為。
我們生活的時代，是否還需要康有為，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像王照這樣的主張，永遠不會過時；像王照這樣的人物，永遠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魯迅語）的中國，做事的第一要務，當是堅忍一心，積微成著，決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勞永逸。
王照說：天下事哪有捷徑！
201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