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最忌誅心與“後見之明”，以後來者的全知視野，妄測先人的心思，有時不免強作解人。若從1944年3月23日周作人發表《破門聲明》（“沈楊即沈啟無，係鄙人舊日有受業弟子，相從有年，近來言論不遜，肆行攻擊，應即聲明破門，斷絕一切公私關係……”）將沈啟無逐出門下，以及此後繞開北大評議會、挾私權勒令北大文學院對沈啟無停職停薪等紛爭來看，1939年元旦的那一聲“我是客”，的確埋下了二人反目的導火索。若從1939年到1943年二人的過從甚密來看，“我是客”何嚐導致師弟情誼的破裂呢，哪怕孤證成立，不過是長河之微瀾，周作人並不以為意。而且，細究《破門聲明》的內容，“近來言論不遜，肆行攻擊”（指周作人懷疑沈啟無暗下黑手，唆使日本作家片岡鐵兵攻擊他，沈啟無則力稱自己無辜）雲雲，亦未提及五年前的那場行刺。
這就要說到另一個問題。沈啟無對刺客說“我是客”，到底錯在哪裏，是否不可饒恕？
穀林（勞祖德）先生與周作人有舊，他曾致信止庵論錢謙益事：“柳如是勸錢投水，錢伸腳入水，嫌冷，遂弗死。這個故實，一向被當作笑談，我似乎覺得也能理解。即證以柳如是並不因此輕牧翁，可見當作笑談的人其實搞錯了。我自己年屆八旬，已不以死生為意，想牧翁亦該如此。蓋柳氏以當覓死地，全臣節，牧翁固以為無可無不可，其襟懷較柳氏略高一頭地也。”（1999年8月17日）待穀林去世，止庵寫紀念文章，特提此節，並引穀林最愛講的“通情達理”之說，“情先於理，情移而後理入，此所以‘拈花微笑’為悟徹也”。
我抄此案例，不是要以錢謙益洗刷周作人，而在“通情達理”四字。這不僅是方法論，更是一種襟懷。這裏的“情”，我理解為人情，其要義，一是平，二是恕——或者說，唯有平（如胡適所雲：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才能恕。
倘能“通情達理”，再說“我是客”。讓我們設身處地，回到1939年元旦上午的亂世，回到苦雨齋的西屋，你若是沈啟無，直麵那支殺氣騰騰的手槍，第一反應將是什麼？誰能保證，他會撲在周作人身前替老師擋子彈？誰能保證，他會衝上去與刺客殊死搏鬥——何況沈啟無隻是清瘦、近視的一介書生？大多數人的自然反應，不是呆若木雞，就是奪門而逃；更有不堪者，則匍匐討饒。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成都震感強烈。我有一個朋友，正在辦公室工作，忽感桌麵顫動，同時聽聞樓下淆亂一片，他並不知爆發了地震，依本能反應，起身拔腿就跑，全然不顧坐他對麵的懷孕的女同事。事後他無比羞慚，三五天內都不敢在辦公室抬頭，女同事寬解他：“當時誰不想跑呢，隻是我沒你反應那麼快。”他卻始終不能釋懷，像祥林嫂一樣絮叨不止：“你曉得我平時的為人，我怎麼……”他秉性純良，為人熱忱，然而，置於險地，本能往往會戰勝理性與德行。
留下來義助同事、婦孺，自然值得尊敬、表彰；不過這並不能從反向推論，逃跑者當遭批判。危牆之下，逃跑是本分，實在無可非議；扶危牆之將傾，那是英雄。既然要“通情”“持平”，則不能以英雄的標尺權衡凡人，正如不能以凡人的心理測度英雄。
射向周作人的子彈，嚇壞了一旁的沈啟無。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何嚐見識過十步殺一人的陣仗呢。槍響之後，他的身體迅疾如彈簧。假如他癱軟在地，或者奪門奔逃，倒也符合常態。千不該萬不該，他喊出了一聲“我是客”，這樣的話語，隻適宜藏在幽暗的心底，沈啟無偏偏將人性最自私、最怯弱的一麵，赤裸裸呈現於世人眼前。極端年代，對他的道德批判必定如山呼海嘯，如萬馬奔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