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江（王錫爵）謂先生（顧憲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若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
黃宗羲絕口不談“天下”，而稱“外論”，與內閣相應，姿態便平和多了。隻是，“相與笑而罷”恐怕不如“遂不合”更接近曆史真相。至少，王錫爵笑不出來。他晚年本有複起的機會，卻感於“言官方厲鋒氣”，上了一道密奏，建議萬曆皇帝將言官們的章奏一律留中不發，“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此語不小心被言官獲知，那還了得，“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王錫爵東山再起的念想就此破碎。三年後，卒於家。
2011年7月31日
公論與私誼
楊度與黃興、梁啟超都是好朋友。楊度的家鄉是湖南湘潭，黃興的家鄉是湖南善化（今長沙縣），兩地相距不遠；他們不僅同齡同鄉，而且是留日同窗（東京弘文書院師範速成科）；黃興與孫中山相識，介紹人正是楊度。這交情，不可謂不厚。然而楊度與梁啟超的交情，還要更勝一籌。1898年，這兩位當世最優秀的青年才俊初會於湖南時務學堂，一見麵便大打嘴仗；五年後的秋天，二人在日本重逢，終於言歸於好。此後唱和、合作不斷。楊度的名作《湖南少年歌》，梁啟超是第一讀者，且首發於梁氏主編的《新民叢報》。梁啟超給康有為寫信，盛讚楊度的才學與魅力，稱“數年來與弟子交極深”，請康有為以國士待之。
梁啟超主張改良，黃興主張革命，楊度傾向於哪一方呢？左右他都看不上，他高舉金鐵主義的旗幟，試圖開辟第三條道路。在改良與革命的夾縫之中，此路實在崎嶇。後來，楊度被清廷招攬，由在野而在朝，搖身一變，給王公大臣講起了憲政，如此，他便與黃興、梁啟超分道揚鑣，好在還談不上勢不兩立（因為楊度並非愛新覺羅家的忠犬）。供職於清廷期間，他曾上書執政者，請赦免並擢用梁啟超，且願以身家性命擔保，“倘啟超被赦之後，或有不利於國之為，惟乞皇上誅臣，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由此可見他與梁啟超之親密。
真正勢不兩立，要等到楊度效忠袁世凱之後。袁世凱與革命黨激鬥不息，楊度與黃興自然視對方為仇寇；待袁世凱複辟帝製，梁啟超挺身反袁，與楊度割袍斷義。楊度作《君憲救國論》，為短命的洪憲王朝吹鼓，梁啟超則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迎頭痛批，筆下如刀，不留分毫情麵。
這些劍拔弩張的衝突與糾葛，破壞了他們的交情嗎？籌安會成立不久，梁啟超致信楊度道：“吾人政見不同，今後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廢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李肖聃《星廬筆記》作“政見雖殊，交情不改。昔賢芳躅，吾豈敢忘？”）最後兩句，當是金石之言，擲地有聲。
私誼不妨公論，公論不妨私誼。再以蓋棺論定的挽聯為例。1916年10月31日，黃興英年早逝，楊度挽曰：
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
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從古困英雄。
上聯堪稱名句，寫盡了楊度與黃興的半生恩怨。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楊度挽曰：
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這兩副挽聯，幾無虛辭，字字血淚，句句深情。盡管稱梁啟超“事業本尋常”，有些不合時宜，不為梁氏親友所喜，不過，此刻猶能直言，更可見楊度的倔脾氣，以及他對梁啟超的情感——唯有至交，方能如此坦蕩。這二人之間，誠可謂平生政見分歧——梁啟超死前，對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運動不乏質疑和批評，彼時楊度已經加入了中共——但是，梁啟超公開批判楊度，仍聲明“不必以公害私”；楊度在梁啟超亡後，仍為他“文章久零落”而抱不平。這才是無比真切的“公誼不妨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