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分歧，卻相期無負平生。比起楊度與黃興、梁啟超的恩怨，胡適與陳獨秀的交誼，更值得大書特書。與友人談及此節，我開玩笑說，依陳獨秀的激烈、專橫與暴戾，他若上台執政，恐怕首要斬老友胡適之的頭顱祭旗。想來胡適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提醒陳獨秀“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胡適措辭，一向留三分餘地，“多少總還同有一點”，言不由衷，對陳獨秀而言，也許一點也無。
陳獨秀與胡適是戰友，更是論敵。二人相識以來，作為論敵的時間，要長於作為戰友的時間。他們不僅打筆墨官司，甚至見麵都要吵架。1925年，胡適到上海治病，住在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家（汪孟鄒是績溪人，與胡適是小同鄉，與陳獨秀是大同鄉）。據汪孟鄒的侄子汪原放回憶：“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麵，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這段軼事，堪比廢名與熊十力因爭論佛學而打架。
然而，朋友終歸是朋友。陳獨秀一生屢次入獄，胡適都不懼風險，積極營救。1933年11月，胡適路過南京，瑣事纏身，無暇探視正坐牢的陳獨秀，他深知老友的偏激性情，唯恐誤會，專函解釋此事：“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後南下，當來奉看。”不曾想陳獨秀誤會依舊，在致汪原放的信中大發雷霆，“兄來函為老胡辯護，我深為驚異！你說他太忙，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並宣稱要與胡適絕交。這些氣話，反倒折射了他對胡適以及友誼的看重。這樣的誤會，最終一笑而過。
我最感念的一節，是在1949年4月14日深夜，從上海到美國的途中。倉皇辭廟日，垂淚對故國，胡適仍不忘七年前去世的陳獨秀，為其遺著作序，為其晚年的政治與思想轉向正名，指出陳獨秀重申“反對黨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此時，他們終於不再政見分歧，而重回同道。同心若金，攻錯若石，肝膽相照，恩仇快意，前賢風範，令人心折。
百年彈指一揮間，追古而思今，公私依然纏繞如絲。私誼不妨公論，公論不妨私誼，這十二漢字，不難寫，卻難做。因為，這不僅需要見識，更需要氣度與格局。
2012年11月28日
在魯迅與胡適之前
辯證法與二元思維，雖非中國的特產，然而在中國的流毒，似遠較他國為烈。所謂二元思維，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惡，非對即錯、非好即壞、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忠即奸、非先進即落後，非進步即反動……羅列下去，不知盡頭。質言之，在二元思維治下，仿佛世間萬物，都可二分，於是我們常常看見，兩個原本不是針鋒相對、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納入二元的狹隘選項，硬生生逼成了敵手，如魚與熊掌，你隻能擇取其一。最鮮明的案例，莫過於魯迅與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