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予不信，可觀那些以魯迅與胡適為名的著作，諸如《胡適還是魯迅》、《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等。盡管有些著作的命意，並非要將魯、胡二人截然對立，如邵建所撰《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不過其書名，卻令人想起讓弗朗索瓦·西裏奈利的《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進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由“跟”字可知，薩特與阿隆之間的對錯和敵意，並不由他們自主，而源於時代潮流的催化與世人的政治想象，據我的觀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嚐以薩特為敵呢——魯迅與胡適的糾結，當作如是觀。
書籍之外的例證更不勝枚舉。前人愛講：魯迅進步，胡適落後，魯迅革命，胡適反動；今人愛講：魯迅使用的語言是“奴隸語言”，胡適使用的語言是“公民語言”，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甚至這數十年來的曆史，都可以魯迅與胡適之爭為經脈而劃作兩段，一段是“揚魯抑胡”，一段是“抑魯揚胡”。魯胡的二元，就像兩根天線，架在中國人的思維星空，我們腦中的那根弦一旦繃緊，鬥爭的信號便反射而來。
魯迅與胡適，的確代表了兩種人格、兩種思想（魯迅絕望以至虛無，胡適則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改造現實的兩種路徑、推動曆史的兩種可能性。隻不過，無論是人格還是思想，無論是改造現實的路徑還是推動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這區區兩種。譬如在他們生存和奮戰的年代，除了魯迅以筆為槍與胡適日拱一卒，還有晏陽初、梁漱溟的農村建設，傅斯年篳路藍縷經營史語所，張季鸞等以“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辦《大公報》等，後者對現實的改造與對曆史的推動之功，未必弱於前者。況且，即使是魯迅與胡適這兩種人格、兩種思想、兩種路徑、兩種可能性，並不必然對立，反而時有交叉，甚至齊頭並進。若以他們為二元，不僅壓縮了曆史與現實的開放空間，還僵化了對此二人人格與思想的認知。
他們被對立起來，互為仇讎，實源自政治的操弄。執政者揚魯迅而抑胡適，因為在鬥爭年代，魯迅是敵人（國民黨）的敵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適是敵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敵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抑誰，揚誰，完全取決於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換言之，待意識形態變幻了臉色，魯迅一樣可能是敵人。後人常常遐想，倘魯迅活到1949年後，命運該當如何。1957年，偉大領袖曾斷言，假如魯迅在世，要麼沉默，要麼在獄中寫作。依魯迅那一身孤傲的骨頭，大抵還是要進監獄。此前，1955年10月23日，胡適致信趙元任，認為“魯迅若還活著，也是應該被清算的”；1956年4月1日，致信雷震：“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同理，假如胡適留在彼時的大陸，則必進監獄無疑。在此，魯、胡二人終殊途而同歸，還說什麼“揚魯抑胡”呢，他們都得被抑。（1956年，胡適曾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43年後，周策縱因雙目白內障手術，未克出席安徽大學等舉辦的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遂賦詩二首為祝：“風誼藏暉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遺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國遙看重典型。”“‘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猶新。”）
非敵即友，是政治鬥爭的法則，卻不該淪為我們做學問與做人的法則。我們的傳統與教育，在我們腦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維的病毒，導致我們眼中的世界，隻有黑與白、善與惡、忠與奸、友與敵等兩種顏色——最終隻有一種。因為二元的終點，必將是一元，你隻能在二元中間選擇一個，而且你必須選擇；中毒者的終點，不是獨裁者，便是獨裁的奴隸。
如果不願被寒毒攻心，則須盡早殺毒。最好用的殺毒軟件，當是多元論。在魯迅與胡適之外，還有許多人格、許多思想、許多路徑、許多可能性，供我們參照、致敬；甚至單論魯迅或胡適，都不能構成簡單的一元，魯迅的複雜遠過於胡適，他本身便是一個多元體，任何一張臉譜，一枚標簽，一種意識形態，都不足以詮釋他波瀾壯闊的生命。
除了“在魯迅與胡適之外”，我們還需要追問“在魯迅與胡適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偉江律師，在革命與改良之爭風起雲湧的時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籲爭論者著眼向下，修煉自己；所以若有人問你，魯迅還是胡適，你應該有勇氣回答：不論未來我會成為魯迅，還是胡適，抑或二者之外的偉大人格，在當下，我必須且隻能做好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