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
補記：
前麵談公論與私誼，魯迅對胡適，無論公私，哪怕不是視其為敵人，卻不大願意當他作朋友；胡適對魯迅，則是另一種態度，1929年9月4日，胡適致信周作人，其中道：“生平對於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歡喜與悲酸背後，深藏幾多故事。
1936年11月18日，蘇雪林在致胡適、蔡元培的信中，罵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汙又無比的小人”，其時魯迅已經去世。胡適回信，嚴肅批評蘇，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013年1月31日
風雲守道
賀麟是徐梵澄的摯友，再加上馮至，作為留學生的他們相識於德國，終身莫逆。所以在揚之水的日記當中，徐梵澄常常向她談及賀麟。梵澄先生對賀氏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評語，叫“風雲守道”，有風雲之氣，但仍守道；他自己隻是守道而已。“守道”不難理解，他們都是知識人與哲人，道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風雲”何解呢，可觀這段對話：
徐：賀麟是有風雲之氣的。
揚：那麼先生也是有的了？
徐：我可沒有，我隻有浩然之氣。
揚：那魯迅先生有。
徐：對，那是大大的風雲之氣。
——拉上了魯迅，“風雲”就不單是經世與事功，而接近於“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聖王氣象。
徐梵澄還對比賀麟與自身：賀不甘寂寞，而我，甘於寂寞。這正是風雲之氣與浩然之氣的差異。
1992年，賀麟逝後，揚之水訪徐梵澄，請他寫一篇紀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搖頭拒絕，說有一事對不起賀麟。據其回憶，1940年，賀麟與蔣介石結緣，他是推手之一。本來蔣複璁先找他，欲引薦給陳布雷，他堅辭，說你可以去找賀麟。後來賀麟被蔣介石接見，並拿到資金，成立了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
徐梵澄實在不必為此耿耿，假如賀麟像他一樣，淡泊而有浩然之氣，權力者的召喚則不足讓他心動；反之，像賀麟這樣不甘寂寞而有風雲之氣，即令不由徐梵澄推薦，他登龍門，卻是遲早之事。
這些文字，本是三年前讀《梵澄先生》的感想，今日翻出來，正緣於賀麟的一本書。此書初版即大名鼎鼎的《當代中國哲學》（1945年），後經刪削，新版更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1989年）。這次收入賀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編者有心，將兩版的重要差異一一標出，放進腳注與附錄。由此對比，正可窺見賀麟在1949年前後的思想變遷。
相比舊版，新版最大的改動是刪去了論蔣介石“力行哲學”，增補了關於辯證唯物論和毛澤東《實踐論》的論述。1945年賀麟寫此書之時，所秉持的立場是陸王心學，屬於唯心論一脈，唯物論與實踐論自然難入他的法眼。然而，一本論當代哲學的書，論康有為、章太炎、歐陽竟無、梁漱溟、熊十力等哲人與學者的書，將孫中山、蔣介石納入其中，對《孫文學說》、“力行哲學”的讚美簡直無所不用其極，則不免令人玩味賀麟的居心。
後人極力為賀麟辯解，稱他為蔣介石召見，借調到中央政治學校講學半年，雖得“禦用學者”的惡諡，卻未喪失學者的本分；並引書信為據，證實他對缺乏民主精神的國共兩黨均有批評。我願意接受這一事實，然而我們同樣不能否認《當代中國哲學》所呈現的更冰冷的事實：將孫中山尤其是蔣介石納入一本論時代哲學的書中，實有政治諂媚之嫌。推想時人讀“知難行易說與力行哲學”一節，其心思大抵如我們在大學上政治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