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筆下寫到此節，毫不留情：“賀麟先生更不超然，蔣介石提倡什麼‘力行哲學’，很淺陋的一種法西斯哲學，學術界隻有賀麟先生一人為之叫好，乃為蔣介石所賞，請他到中央政校講‘三民主義辯證法’，此為我所親見親知。”
這是否能用“風雲守道”來解釋呢？所謂風雲之氣，“雲從龍”正是其中一義。問題在於，若一味追逐風雲，還如何守道？
這新版，除了刪蔣介石，賀麟還刪去了舊版對馬克思的不敬之詞，譬如說馬克思隻是應用現成的方法，沒有創新發明，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便遠遜於黑格爾。“若把辯證法看成一把刀，那麼黑格爾用之剖解髒腑，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讀馬克思的著作對於辯證法的學習，並無多大幫助。”這其實是十分精辟的見解，可惜不容於新版，不容於從唯心論轉向唯物論、八十歲申請入黨的賀麟。
賀麟有言：“越是你最心愛的，便越是讓你傷心。”我讀《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讀到刪削之處，寒光凜然，便想起這句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最後抄一段徐梵澄論馮友蘭。在梵澄先生看來，馮友蘭一貫阿世，先為蔣介石捧場，後為“四人幫”捧場。後來寫《三鬆堂自序》誠懇檢討。“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檢討？總是不甘寂寞罷了。”——抄在這裏，似乎不是題外話。
2012年9月27日
《治史三書》
老實說，我第一次讀《治史三書》，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於此書被束之高閣，達五年之久。去年讀胡文輝《現代學人點將錄》，胡氏月旦時賢，持論極苛，卻擬嚴耕望為天微星九紋龍史進，當是極高的評價；此外，還屢引嚴耕望之語，臧否其他學人。於是我重新翻出這本塵灰滿麵的《治史三書》，去年底讀一過，而今再讀一過，才漸漸讀出它的好。
嚴耕望是錢穆的弟子，不過其作文全無乃師遺風。錢穆才大如海，筆下汪洋恣肆，萬夫莫當，對讀者而言，有如山風海雨撲麵而來。嚴耕望以學識而非才情見長，他寫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見骨，不尚虛言，不事雕琢，這是史語所的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嚴耕望可謂錢穆的不肖弟子——錢穆說過：“曆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曆史地理，一隻腳就是製度。中國曆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隻有製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曆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這兩隻腳，對錢穆而言，隻借以站穩而已，並非他學問的主體；對嚴耕望而言，則是他學問的全部——其師弟餘英時則傳承了錢穆的衣缽。
嚴耕望與餘英時都是安徽人。有一說法，百年安徽（從1900年算起，胡適不在其列），三大史家：嚴耕望（桐城）、唐德剛（合肥）、餘英時（潛山）。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條治史路線。單論寫法，唐德剛最通俗，嚴耕望最專業，餘英時介於兩者之間，雅俗共賞。嚴、餘都評過他們的老師錢穆，嚴耕望認為，錢穆的研究重心是學術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輩中，餘英時最為傑出。嚴所擅長的製度與曆史地理研究，隻是錢穆之學的旁支。餘英時曾問錢穆，門下學生，最欣賞誰；錢穆答：嚴耕望。做學問可以有門戶，卻不可有門戶之見，在這一點上，錢穆堪為楷模。
古人雲，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錢穆與嚴耕望這一對師徒，雖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卻無爭競之心，反而相砥礪如初。嚴耕望的性情，偏於樸拙，為學如此，為文亦然。唯獨寫到錢穆，筆端的情感與鋒芒便不可抑製，溢出了《治史三書》的紙麵。平生風誼兼師友，先賢風範，令人慨歎。這大抵可以作為我們閱讀《治史三書》的一個理由。
201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