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年級，我居然還讀完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我當然完全不可能理解小說複雜的內容，更不理解主人公對話中的冗長辯論，但不知怎的，我覺得那種辯論似乎很美，還不求甚解地知道了一個新名詞“黑格爾主義”。我問來上海探親的正在讀清華建築係的二哥蕭默，什麼叫“黑格爾主義”。他說他也不知道。我不願意放棄這個好聽的名詞，在與同學爭辯時，就會學著小說主人公的口氣，指責對方“你是黑格爾主義者！”同學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詞，又不好問，怕被我笑話他無知，一時語塞，我就得意起來。不過有一次，我與一位機敏的同學繆申爭論，他突然拍拍手，反問我：“你說說，什麼叫黑格爾主義？”這回輪到我臉紅了，我確實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我對理論的愛好是不是在那時不知不覺中，在閱讀大人的書的過程中就種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靠的不是別的，靠的就是我享受到的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
那時，我們有很多的空閑時間，老師與家長也從來沒有想到對我們采取題海戰術，來磨礪我們的考試競爭力，我們生活得自由而快樂，每天下午放學前，廣播裏就會播放一位小女孩唱的《我們的田野》：
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碧綠的河水，流過無邊的稻田。無邊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麵。
平靜的湖中，開滿了荷花，金色的鯉魚，長得多麼的肥大，湖邊的蘆葦中，藏著成群的野鴨……
那優美的旋律，那女孩舒展的、悠長的、單純的、無憂無慮的歌聲，永遠地種在我的心田裏。那時，至少對於我們這些小學生來說，我們生活中並沒有政治，沒有革命，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後來我們民族經曆的種種苦難，我們天真無邪，隻知道生活就是這麼樣的，正像《我們的田野》中歌唱的那樣。
二
那時我們個性發展得很自由，有一次，我心血來潮，在上課時直呼一位教地理的女教師的姓名：“張婉英老師！我要發言！”而且聲音很響，於是老師讓我發言了。不過下課時她把我叫了過去，問我為什麼不稱她張教師，而是直呼其名，我說，我是在讀前蘇聯小說時得知前蘇聯的學生都是這樣直接稱呼老師名字的。這位地理老師也沒有批評我，隻是說，以後還是要稱她張老師，不要稱她名字。
還有一次，也許是三年級，我突然在上課開始以前，要求班主任經廣雪老師讓我發言，經老師允許了，我興致勃勃地上到講台，向全班同學說，我現在每天早上用的是兒童牙膏，這種牙膏是專門為我們兒童生產的牙膏，甜甜的，香香的，大家都可以讓爸爸媽媽去買來用，真的非常好！於是全班同學都興奮起來了，好些同學都舉手要求發言，一位姓李的同學爭取到了機會，也上台介紹他所知道的什麼東西，他說的是什麼我忘記了。那時的老師很寬容，也沒有想到要壓抑我們這些小學生的表現欲，一切都那麼自然。
到了五六年級時，我們的表現欲就越發強烈了，我與好朋友繆申決定要比試一下我們的辯論能力，於是我們決定上街去找人辯論。具體沿街找人辯論的過程都忘記了，但卻記得我們最成功的辯論，發生在學校不遠的百官街上的“少年之家”（當時區少年宮都稱為“少年之家”）。我們要進“少年之家”去，但這一天並不是活動日，並不對外開放。我們一定要進去，看門房間的老伯伯隻好去把少年之家的主任找了過來，我還記得那是一位高個子的男老師。他問我們進去有什麼事，我說：“我們要回家。”我們的理由是“既然這裏是‘少年之家’，我們是少年，為什麼不能讓我們回到自己家裏來？”沒有想到的是，這位高個子老師並沒有訓斥我們，隻是說你們要進來就進來吧。我們兩人勝利了，高興地進了空無一人的少年之家，看了一圈，覺得索然無味，就出去了，其實我們隻是想證明自己的辯論水平而已。
我要說一說我在小學生活中記憶最深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在讀三年級時，被學校推選為上海少年兒童的代表，與其他上百個小學生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正在上海友好訪問的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巡洋艦，在軍艦上與前蘇聯海軍叔叔聯歡。我記得我們這些小朋友被前蘇聯海軍士兵們包圍著，一個叫鮑裏斯的海軍從我身後把我高高地舉起。不知誰塞給我一束鮮花，我舉起花束使勁地搖晃著，引來了許多閃光燈。我們在軍艦上跑來跑去，興奮極了。鮑裏斯還帶著我參觀了他的臥室，他在自己的床前做了一個睡覺的手勢，我卻誤以為他要我睡覺，忙著搖手。他反複地做睡覺的手勢，我反複地搖頭。他還帶我去了艦上的司令部辦公室裏，記得那個大堂裏坐著一群穿白製服的、佩帶著金色肩章的光頭的老將軍。我戴著鮑裏斯的海軍軍帽，進門向他們敬軍禮，他們也高興地把我這個中國小朋友抱了起來。兩小時很快要過去了，我不願意與鮑裏斯分手，不願讓他看到我在傷心地流淚。分手的時間到了，鮑裏斯向一位軍官講了幾句話，軍官簡單回答了幾句，鮑裏斯就把他那頂帽子送給了我，我流著淚與他告別。這頂有著燙金俄文“蘇聯太平洋艦隊”字樣的海軍無沿帽，成為最令全體中國上艦小朋友羨慕的紀念物，一直被我珍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