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初期，與東甌、閩越、南越等國關係尚友好。後伴隨著國力的增強，這三國的越人國家先後被滅。武帝時期，漢朝多次派使節經略西南夷，並在這些地方設立益州等郡。到東漢時期，漢朝與這些地方聯係更加緊密。漢朝與朝鮮和日本也有密切聯係。東漢光武大帝時期，古日本倭奴國王遣使來漢，漢賜一枚“漢倭奴國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國寶。
漢朝官員的俸祿是很高的，因級別不同，實際年薪從祿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按戰國時李悝的算法：“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說，五口之家的農戶一年的全部收入約為150石。可見，漢朝最高級別官員的年薪幾乎是普通農民家庭全年總收入的30倍，最低級別官員的年薪也比普通農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在定陶汜水（今山東曹縣附近）之陽即皇帝位，成為西漢劉邦朝的開國皇帝，定國號為漢，國都原在櫟陽（今陝西富平東南），五月定都洛陽（今河南洛陽）。根據婁敬建議，又遷都成陽以東的長安（今陝西西安），取長治久安之意。從此，長安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在我國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個。
劉邦頒布軍隊複員令，凡複員的軍吏卒，可按軍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賦徭。動員流亡之民回鄉，“複故爵田宅”。在全國推行釋免罪人和奴婢，增加農業勞動人口。鼓勵生育。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詔令“民產子”，可以免除徭役兩年，以資鼓勵。采用這一政策，使得大漢帝國人口漸盛，中國人口的數量第一次達到曆史上的高峰。
漢初，冒頓單於新立，恃其強盛，攻滅東胡，又西擊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連年的局勢，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複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萬”，威服諸國。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軍攻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南）。漢兵追擊，冒頓用計誘漢軍，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劉敬與匈奴和親。這是西漢和親的開始。
漢初抑製商人。規定工商業者另立戶籍，稱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從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監督限製。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攜帶武器，不得乘車騎馬，不可做官為吏，不僅地位卑微，還要加征一倍至數倍的算賦，目的是驅商務農，迅速恢複農業生產。
漢代時還不像後來有那樣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漢代重女權，婦女在社會中有較高的地位，能夠發揮較大的社會影響。漢代女性有許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樣也可以封侯，並且擁有封邑。例如，漢高祖劉邦封兄劉伯妻為陰安侯，呂後當政時，封蕭何夫人為酂侯，樊噲妻呂須為臨光侯，等等。秦漢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寬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會風氣，不以“私生子”、“私通”、離婚再嫁為極大恥辱。漢武帝時的名將衛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隸出身，同樣可以拜將封侯。
劉邦在消滅異姓王後又大建同姓王國，作為朝廷的屏藩。在高祖晚年，九個同姓王國占據地三十五郡，與異姓王長沙國在地域上連成一片，總封域占漢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轄為十五郡，比高祖初年更形縮小。呂後當政時，執行打擊同姓王國的政策，廢梁、趙，割齊、楚，分封外戚諸呂等共八個王國，高祖末年所封同姓王國尚餘五國，加上長沙國，因此在呂後末年與漢朝諸郡並存的王國共有十四國。
文帝多次下詔提倡重視農業的社會風氣。公元前168年，下詔派遣使者到各地慰問孝悌、力田、三老等鄉官和廉吏。賈誼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趨末”的情況很嚴重，致使國家或民戶的糧食積貯都少得可憐。同時社會上奢靡成風，大量浪費財富。他認為，朝廷應極其重視積貯糧食，吸引農民回到本業。賈誼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視，當即在春耕時節到京城的“籍田”上舉行親耕儀式，向天下表示皇帝獎勵力農。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
武帝劉徹時期，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並先後以兩位翁主劉細君，劉解憂和親西域大國，而達到了離間西域和匈奴，進而控製西域的目的。絲綢之路：中國的絲和絲織品，從長安經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通往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因此有了“絲綢之路”的美稱。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