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李老師，還是我們高考1977屆讀大二的時候吧。那年，雖已上完了兩門通史基礎課，但聽到程應鏐先生為七九屆親授中國通史，便再去旁聽這三流大學中一流名家的課，為的是一睹其風采。階梯教室中聽者如雲，連走道上與窗台邊都站滿了外係的蹭課者。程先生上大課時，有個助手隨侍在側，幫著擦拭板書與推移黑板，課後便為學弟妹們解疑答難。據消息靈通者透露，那位助手就是李培棟老師，程先生當年最期許的學生，故而留校做了助教。在那場“陽謀”裏，程先生中槍，殃及池魚，李老師也被發落到中學教書。是金子在哪裏都會發光，他在中學也幹得十分出色，無論做曆史教師，還是當教導主任。程先生複出主事，第一個就把他調回了母校。
我們77屆與有的老師交往，頗有脫略形跡之外者。大三大四時，與李老師相處已在師友之間，記得他在閑聊時說起自己論《洙泗考信錄》的文章，對引用《資本論》裏關於桌子跳舞的著名比喻，不無得意之色。那篇文章劈頭就說：
有些思想一旦凝結為著作進入社會，傳播下來，也會如木桌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一般，“用頭倒立著，並從它的木腦袋裏，展開比桌子自動跳舞還更不可思議得多的幻想”，它們會起著遠非著者所能預料甚至完全違背著者本來期望的那種不依個人意誌為轉移的社會後果。
借用馬克思的譬喻來評價崔述《考信錄》的思想史價值，既警策，又到位，全文也文采飛揚，論證機辯，確是一篇好論文。
我畢業留校，與李老師做了同事，有時也戲尊他為程門大師兄（實際上，他是我的老師輩，這一稱呼頗有點沒大沒小）。他對我說，他當年留校原是指派給張家駒先生當助手的。前幾年，我發心編集《張家駒史學文存》，便向他求助。他剛為《師道永恒》寫了張家駒傳，為彌補脫離上海師大十餘年間的親炙空缺，他沉入校檔案館查閱卷宗，向知情的老先生采訪口述史料。李老師不僅聯係上了張家後人，解決了著作權問題，他搜集的張先生論著目錄，提供的張先生手稿複印件，更為我的編集奠定了基礎。其間，我感受到他對張家駒先生濃濃的師生情，他卻一再誇讚我為張家駒先生、為上海師大中國古代史學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知道，這是對學弟的勖勉，好道人善是他待人接物的一貫之道。重返曆史係，李老師擔任過係副主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還承擔過上海師大第一個國家社科項目，課題似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因素的關係。也許張家駒先生去世過早，李老師的學術興趣明顯聚焦在魏晉南北朝。他與這段曆史結緣，自然與程應鏐先生早年的播種密切相關。據他回憶，1957年春天，程先生講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那段時，李老師以助教身份隨堂聽課，聽程師說及陶侃與清談時流不同，便深入研究，寫出了《晉書·陶侃傳》的讀書報告。孰料風雲突變，先生落難，學生株連，剛起步的研究，“像一個神聖又複雜酸辛的秘密一樣，從此被珍藏了起來”。十年動亂中，李老師以“漏網右派”而在劫難逃，被幾次抄家，一度隔離。“文革”結束，他在中學抄家物件中發現了自己那篇紙張泛黃的讀書報告，激動得流出眼淚，這才發覺自己“內心深處實際上從來沒有忘情過和這些東西相聯係著的歲月”。回歸大學後，程先生鼓勵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篇讀書報告寫成正式論文，也就是發在學報上的《陶侃評傳》。其時，我們大三，對這篇大作深表折服，也即他說的“被當時曆史係的幾位學生所欣賞”。
李老師似乎最擅長人物研究，除了《陶侃評傳》，《論孔融“儒變”》、《魚豢“發蒙”》，包括晚年為《晉書》補《孫秀傳》，無不機杼獨運，識見不凡，其高清度也略如他自許的“古人須眉表情皆可再現”。他關於《晉書》研究的係列論文，在學術圈子內頗得好評，深具影響。這些論文，後來大都收入他的《魏晉南北朝史緣》，該書卷帙不大，卻很有見解。周一良先生列舉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隊伍時，曾推許“上海師大曆史係有李培棟、嚴耀中等”（見《畢竟是書生》所收《紀念陳寅恪先生》），也可見他在當時同行中的地位。
後來，李老師被學校安排到校教務長、校長助理等領導崗位上。他深知行政工作對專業研究的巨大殺傷力，用他的話說，卻“在兼任行政工作的‘負傷’情況下繼續著專業研究”，執著延續著他的魏晉南北朝史緣。可以斷言，倘若沒有行政崗位的殺傷力，他一定會留下更為可觀的學術成果。
退休以後，李老師依然活躍在新四軍研究會、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與上海師大老年大學等機構。我就好幾次因他薦引，或到炎黃文化研究會做學術發言，或在老年大學講中國曆史。他為上海師大老年大學策劃了《八家講壇》，並打趣道，我們的“八家講壇”，主講人都是名家教授，而且文史兼備，學術水平肯定超過央視的“百家講壇”。今年六月，他還為《八家講壇》設計了漢魏六朝的八講課程，把我也拉去講《李固與漢代清流》的專題，他還準備親任序論課的講授。但九月份開學時，聽說他身體欠佳，取消了序論課。卻沒想到，未及半年，他就辭別了人世。